专题﹕公民记者运用互联网争取自由


2013.07.22
Feature-Documentary620.jpg 一部讲述中国网络封锁及公民记者生存状况的英文纪录片《高科技,低生活》(《High Tech, Low Life》)。


《高科技,低生活》由韩裔美籍导演迈英执导。过去几年间,他用镜头记录了80后周曙光和50后“老虎庙”两名中国公民记者运用高科技和互联网,冲破当局新闻封锁,向观众带来突发事件第一现场及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报道。影片见证了两人因关注社会事务而遭到的迫害,包括被骚扰、恐吓、逮捕、驱逐及被限制出境等等。以及探索了他们的行为为社会进步带来的意义。


50后“老虎庙”被称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是一名高干子弟,在文革中体会到政治的残酷。 2003年以前,他只是一个低调的博客。但2003年那次意外使他路过王府井杀人案发现场,并用摄像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及在网上发布,从此拉开了他从事公民记者的帷幕。而这件事同时也是中国博客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老虎庙:“2003年十月七号那件事件以后,中国真是博客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从此以后博客上就越来越多地出现报道身边的事,直到现在已经成了人人都在报。”

作为一名公民记者,他对“公民”的理解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认同。讲到近日清华学者胡鞍钢关于人民优于公民的言论,老虎庙说:“公民实际上就是普世价值一个特有的称呼。公民这个话题中国宪法也有在提,现在他们已经不愿意谈了,连公民都不愿意谈了,甚至出现从理论上想否定公民。人民是什么东西?就是无原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爱党爱国爱劳动爱人民,不讲究自己的权利。”

老虎庙提倡的公民意识与当局的意识形态相违,但他对社会和底层百姓的关注却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人文情怀,这是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老虎庙:“祖国和国家不是一种概念。祖邦之国那是没有条件要热爱,即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现实完全令我愤怒。我们都是多少受了老革命,过去都有一种从民众中走出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份爱,他付出了不少“爱的代价”。2011年,他被连夜赶离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北京。之后,他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持续受到限制,但他没有因此后悔。

老虎庙:“直接就冒犯了有关方面,把十一个博客封了九个,被禁止出境了。我觉得我出不出去也就无所谓了,我都已经六十岁的人了,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关键是作品进步意义大就行了,我就很满意了。这又是我那个家国情怀那个老一代人的说法了,是吧?(笑)”

离开北京,一直是“老虎庙”心中的痛。

经历过文革的老虎庙,一直以来刻意与家人保持距离,以免他们受牵连承受来自当局的压力。在北京独居的他于是收养了一只叫“蒙古”的猫。他们之间感情深厚。老虎庙以与猫对谈的形式进行思考、发表了大量文章。“蒙古”曾坐著他的单车,陪他到万里之外探访和记录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北京一别却成为了他和“蒙古”的永别。

老虎庙:“我离开北京那个事情我是绝不甘心的。人脉和我所热爱的事业、信息全在北京。最后我告别我住的那个房子的时候,我门一关,猫在里面静静地在听门外的我的脚步声。那实际上是最后一个镜头,所以就留下巨大的遗憾。”

遗憾之馀,老虎庙并没有停下脚步。现在,年龄渐长的他虽已无法像过去一样,带上“蒙古”从北京一路骑车到西北农村看望那些被国家遗忘的、生活在城市污染中的农民,但他仍坚持以其他的方式为弱势群体发声。老虎庙说,作为公民记者以来,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穷苦百姓无助的眼神。

老虎庙:“但是我没忘了我的职责,所以我还是在西北的农村里去走。今年身体得过一些病,这会就不能骑车子了,我就直接坐车。现在倾向于用视频做纪录片这种方式,一直在做记录。我一共做了七百多个,全是访民每个人的诉苦诉冤。‘天安门流民救助’(老虎庙发起的公益活动),六百多流民我救了三十多人、写了大量的文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弱势、有冤要诉的人的那种眼神,那是我印象最深的。”

不过,老虎庙报道的角度以及他维权的姿态,在网上有时不被一些年轻人理解。对此,老虎庙持宽容态度。他表示尊重每个人的言论空间,指虽然各自的表达方式不同,但争取自由的目标是一致的。

老虎庙:“我们的宗旨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只不过是一个调皮的战士,而我是一个深沉的战士。”

《高科技,低生活》里面的另一主角周曙光就是老虎庙所形容的“调皮的战士”。他是一名80后,父母是湖南的农民。接触网络以后,周曙光一个人带著摄录机和电脑走南闯北,亲自采访、报道了重庆最牛钉子户、厦门游行、“瓮安俯卧撑”、央视大火等大量社会事件。他的报道往往给人很大的感官刺激,而恰恰是这种张扬的报道方式,为维权开创了另一种可能性。

周曙光:“在中国很多敏感的、很沉重的话题,其实很多人早已经对悲壮和悲情已经麻木了。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一种开心的、娱乐的角度去让整个事件传播效果更好。平常生活是很低姿态的,但是做事情的时候是比较高调、比较博人家的眼球的。”

周曙光有意在报道中加入快乐和娱乐元素。他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向他仿效。他说,假如每人都能够放下恐惧、从我做起,一定能够一点点推动社会进步。

周曙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观察者的人去观察这个事件,然后做一点能做的、有趣的。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民主和人权就是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我们本身就是追求快快乐乐的生活,所以我们没必要用悲壮的方式去追求快乐的生活,而是要让这个追求快乐的生活的过程中,就是能让自己开心的,做一点算一点。像我每次做一个报道或者一个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把它设计得很好玩,让大家看到我的玩法很好、很安全、能做、有改变、有效果,然后鼓励他们有一天也能够站出来,告诉他们所了解的事件的真相。每个人都做一点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有可能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因关注社会事务,周曙光的网站被屏蔽,他曾被软禁、限制出境以及请喝茶不计其数。但和年老的一辈不同,周曙光没有因为政治压力刻意回避家人。更不同的是,他一直强调做人要“自私”。他认为,自私或者说积极捍卫自身权利,应该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态度。

周曙光:“我跟老虎庙相反,我并不像他一样和家人保持距离,而是我跟我家人都很亲密。我太太(台湾)人、我爸爸、我妈妈和我哥哥都非常支持我。共产主义国家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意识下,很多人其实是带著共产主义意识的。懂得尊重自己的需求、开始自私起来的话,这样子就能够突破共产主义给他们的思想约束,让共产主义那种无私的鼓吹的泡沫破灭掉。”

事实上,投身公民记者虽使周曙光受到一定压力,但也造就了相当励志的结局。周曙光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粉丝相继接棒将公民记者的精神发扬光大。而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不断开办有关突破网络封锁的讲座,并多次受邀到各国论坛上发表演讲。未来,周曙光打算继续运用高科技推进中国民主进程。

周曙光:“打算做一个介于实时性媒体和维基百科中间这样的一种媒体,让很多史料被忠实地被记录下来。中国政府这样删除这些历史细节的话,其实是对历史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如果民众能够保持历史存档下来的话,那就是实现了某种对历史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一种监控。”

对于《高科技,低生活》能够在美国电视公映,周曙光感到很高兴。他认为,作品题目中“低生活”的含义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周曙光:“社会化网络还有博客这种技术手段确实是高科技的。另外一方面的话,‘低生活’对个人是一种低姿态的生活,过著简朴的生活,然后一直把自己当作普通人。当然在中国的话,很多人生活在底层,然后需要为生命的尊严而奋斗。”

《高科技,低生活》这部纪录片反映了言论审查下中国公民记者为突破封锁、追求自由作出的努力。导演迈英说,他创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人明白,自由民主是需要每个人主动争取才能实现的。

迈英:“电影想反映在非必要的镇压式审查制度下的公民参与。他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他们只是充分履行宪法赋予个人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只是让其他人更多地参与和承担社会责任,去使其他人明白,有时自我审查才是最糟糕的。尽管有著严肃的审查制度,人们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可以去说。我想这是一个普世适用的讯息。”

《高科技,低生活》自去年上映以来备受观众好评,在波士顿独立电影节、悉尼电影节、翠贝卡影展等多项国际电影盛事上屡获大奖。同时由于它反映的问题敏感,电影在香港放映以及在英国参展时就受到中国当局的阻挠和抗议。现时,导演正透过各种努力,尝试在中国大陆举办小型放映会,期望将这部作品呈现给中国观众,让他们对公民记者及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有更多了。

**《高科技,低生活》将在美国周一晚上10点于美国公共电视台POV节目内放映。欲了解更多本片详情,可浏览美国公共电视台网站:
www.pbs.org/pov 及 www.pbs.org/pov/hightechlow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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