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萬花筒:新土改成地方貪官點金棒

中國國土資源部為節約用地,六年前推出全國合併農村城市化政策,全國六十三萬個農村行政區大幅削減,但是,農民換來的卻不是現代化生活,而是流離失所,生計堪虞。(劉雲 報道)

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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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二月,江蘇南通農民張女士感到晴天霹靂,一家两口子住在自給自足的農家裏,一夜間驟然消失,一座穩固的平房變為一地廢墟,自己與孩子所有的財產被埋在瓦礫中,與同村其他三、四百戶的農民,被迫露宿街頭。

她說:就是搶奪你的宅基地及承包的土地,全部就被他們拿走了。

國土資源部2004年公布 《關于進一步完善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的通知》,目標是使農村城鎮化兼節約用地,使農村中不少被荒廢的土地得以再被復用,及確保農民宅基地的權益等。《通知》 又指,要積極推進農村建設用地,把村莊合併成一個小城鎮。一項善用資源兼改善民生的政策,當下推到各省市推行時,卻鬧得民怨濎沸騰。

祖父輩已是農民的張女士指,原本好端端有約三、四百戶的整條村莊在併村計劃下被迫消滅,改與另一條村莊合併。

她指,她迄今仍未見過該紙批文,即使,國土資源部下發的《通知》書,她更是聞所未聞。不過,她與其他村民當時心裏就是相信政府,所以只好無奈面對。

根據中國憲法及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村的土地及農民獲分配建平房居住的宅基地同屬農民集體所有制,是農保之一。可是,被剷平的村莊,原來是市政府以低價出售予一名在市中心以炒地皮起家的廠商,即意味該廠商又可在轉售地皮中謀取暴利;但可悲的是,官方先前對地皮原擁有人提出的補償及安置承諾,全部是子虛烏有,無法實現。

两年來,張女士一分錢仍沒收取過。她指,自己的家園約佔半畝地,另有三畝地的魚塘,但是,政府稱她的補償只得四萬餘人民幣。但更荒謬的是,政府為保存錢仍存在自己手裏,再推出新猶行騙。

她說:就是把我們的土地補償費、安置費,拿來作農保,對我們生活沒有保障。我們現在很多農民就是說把我們的錢放在政府那裏,就像我們三、四十歲的人把錢放到那裏,我等到六十歲才可以拿二、三百元。這化算嗎?我四萬多元就放在政府那裏,讓它存著,到六十歲才可拿。沒可能吧?就是這樣,這是我們的土地補償費及安置費,這對我們的生活保障,他們跟本就沒有。

由自己的錢供養自己,替代政府應有的責任,令張女士一口拒絶,氣憤難平,但是,令她感到最憂慮徬徨的是,安定感蕩然無存,房子過去由擁有,搖身一變只有使用權,即使生活也變成一種負擔。

她說:我吃的東西,生活的東西,我就不用去買,但是,我現在眼睛一開就要花錢地方。

她說:住進這個房子,什麼都是現代化,但是,我們是農民出身,收入就是最低層的收入,不像公務員或大老闆,他們工資高的,可以這樣享受,但我們是農民老百姓,你一下子就叫我們去亨受,因為我們的收入沒那麼多,我怎麼可以這樣去亨受,所以,我們的生活就變成很困迫。

雖然只有四十來歲,但是,單親的張女士對自己的謀生能力未感樂觀。

她說:但是,被他們這樣一來,我們又沒有怎樣的專業技能,我們已經四十多歲,你要找工也很難,現在消費又那麼高,現在就被他搞到面對生活困境。

張女士為此曾依法維權,到法院提出起訴,可是,法院不肯立案,她再依法上訴及上訪,迄今两年餘,都無功而還,換來的是較近市區的郊區農地差不多完全沒有了、母親被拆遷辦人打傷、自己被截訪人員關進黑監獄、兒子被村委會的人關押起來,她的家與耕地已變成一幢大大的廠房。

遠在山東省臨沂市的楊女士也有同一遭遇,她同樣在市政府一聲說要合併農村,而成為露宿街頭的苦農民,父親更因居所的突然失去,两個月後含恨病逝。

楊女士指,其實市政府逐步逐步向農民徵收土地的所為,已令她心生疑竇,但是,冷不妨徵收的命令已臨門,可是,他們只獲得約一百平方米面積的補償,每平方米只得八百人民幣,但是,這筆錢卻不是可送進口袋,而是要他們購買早已蓋建的多層式樓房。她說,居住面積不夠之餘,即使最基本的樓價,以務農為生的她也感到吃不消。

她說:十多萬人民幣,這個數目對我來說,對我們的家庭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更過份的是,那是一幢不能住人的房屋。

她說:下雨漏水,房的牆都是發霉的,一片一片的黑,根本就不能住。

两年以來,她四出奔波上訪,為的只是要求討回自己的家,但是,卻感到困難重重,每到政府部門,就被他們一句 「不知是誰拆」 而推諉過去,自己儼如一個皮球被他們踢來踢去,或是被人飽以老拳。

她說: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生也難,死也難。我們生,沒有立足之地,死後也沒有安身的地方,也沒有下葬的地方。太難了!

根據中國農民第二次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現時全國有九億農民,但是,實際仍然住在農村的則約有八億人口,當中有約二億人口是老弱婦孺。而全國的農村行政村則有六十三萬個。2008年,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發出的農地改革政策,亦未有述明要將這些行政村要縮減至多少,政策早已淪為地方政府官員謀利的工具。

中國經濟學家胡星斗對中央提出合併鄉村的做法,是認同的,他認為這樣的確可有利於節約資源,合理的使用土地。

他說:我們中國也存在土地不夠的問題,現在,中國是保證十八億畝耕地,目前,主要仍是靠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因而徵用土地,強行拆遷。主要還是地方政府利益推動造成這樣土地的緊張。

好的政策淪為地方官員謀財害民的手段,他不敢否定,因為就以去年北京市、杭州市、上海市及深圳等從土地徵得上千億的進賬,已令他感到驚訝。

至於,農地不斷被徵且淪為樓房工地,會否衝擊中央訂明誓保十八億畝耕地的宏願,令近十四億的人口面對糧食不足之虞? 胡星斗坦言,不感樂觀。

他說:現在還有沒有十八億畝,還難說,因為很多地方政府的報告都是弄虛作假的,如1996年時,國家要求保證19.21億畝耕地,但是,到2001年就突破了,所以,後來就減少為18億畝耕地不減少。但實際上,現在就可能突破了。

山東省山中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則不太憂心耕地會否不足,糧食供應會否短缺的問題,因為他覺得可從食物進口、提高種子質量、耕種方法及高科技等,都可予解決。孫文廣相反,對政府插手干預兼以命令的手段迫使農民服從,卻感到憤懣。

他承認,農村城市化是大勢所趨勢,但是,政府該尊重農民的意願及市場經濟的定律進行。

他說:不該是政府出面,把你的村莊消滅,每戶都要搬出去,因為他要把整塊地賣出去。地方官員採取措施時,完全是採取命令式的,由官方單方面決定來拆掉農民的房子,他們尊重人權,尊重農民的意願完全是空話,假話。很多情況都是沒有協商,沒有討論合理的價格,就把農民的房子拆掉。有些是被迫著簽協議。

孫文廣聽聞,有農民的子女在政府機關裏工作,被上司要求他們著父母搬離宅基地,否則威脅要辭退他們,這情況更是彼彼皆是。他指,山東有些村更是七條併為一個村社區,而單以山東諸城為例,該市由過去一千二百五十七條村莊合併後濃縮二零八個社區。

他認為,政府要徵收土地是可以的,不過,要有條件。

他說:土地若用作公共利益,一定要給這些農民補償包括培訓或每年發予補償的一些錢;倘他們願意耕地的話,該給他們另外一幅土地。這是一種情況。

讓農民取回自主權選擇討回自己的土地,對受影響的農民來說,現階段似是無法挽救,但是,即使他們要取回應得的補償亦似是困難重重。

維權律師程海說,中國的土地很複雜,但是,依據法規,拆遷戶可依法取得 「三補」。

補償有三個,一個是土地的補償,第二個是土地上的青苗及第三是土地上的建築物,就是有這三塊補償。不給補償就是違法的。

對於,拆遷戶分毫未獲,法院不肯立案等,他亦深表同情,但是,他提醒討公道也要講技考。

第一個可向上級直接反映,如向省政府、市政府反映,又可到國土資源部反映,又可以向人大代表反映罷免違法的官員,也可申請示威遊行。

根據國務院今年五月發出 《關於規範拆遷行為堅持依法拆遷的緊急通知》 說,對沒有拆遷計畫及相關的批准許可證,又或對截水、停電、阻斷交通等野蠻逼遷手段,甚至以「株連式拆遷」及「突擊拆遷」等方式違法拆遷,造成人命傷亡或財產損失的行為,黨政部門必須予以嚴承及被追究。

究竟,這姍姍來遲的指示,能否讓被各省市政府藉徵地而害得變成訪民的農民討回公道?仍須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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