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稿:沒有公民社會 新冠疫情不會留下任何遺產


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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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稿:沒有公民社會 新冠疫情不會留下任何遺產 圖為浙江杭州一間鋼鐵廠,在疫情之下決定復工。(路透社)

作者:晁林深

 

距離港大病毒學專家管軼接受《財新》採訪已經21天了,全國確診人數已近6萬。「保守估計規模是SARS的10倍起跳」這一判斷眼看就要實現。隨著總書記開始露面視察,以及武漢市委書記和湖北省委書記的撤換,可以想見,這下疫情真正「可防可控」了——無論是以消滅疾病還是消滅聲音的方式。只是,時間上會比預想的要漫長。這也意味著,除了政治和經濟,我們也開始進入了公共衛生領域的「新常態」。這一變化,值得我們去想一想,「未來十年裡最好的一年」過去了,還有甚麼「新常態」會出現呢?2014年以來的「新常態」,到底帶給了我們甚麼?在「新常態」下,我們變得更好了嗎?

 

一、新冠狀病毒下的中國模式

通過此次疫情,我們看到了一個典型的「複雜中國」(胡錫進語):科技領先(2020年以前就向WHO公布病毒完整信息),政治齷齪(歌功頌德不因疫情有絲毫改變),對外負責(自1月3日向美國每日通報疫情),對內隱瞞(1月20日才正式承認疫情),專制奇跡(武漢、湖北乃至全國封城、停業已逾20天),治理潰敗(武漢式封城)。

用《紐約時報》的話來說,就是看到了一個「行動緩慢的巨人」,「不願意動,一旦動起來又有著驚人的緊迫性」。這種模式「掩蓋事實,不作為,然後中央政府介入,採取嚴厲措施。這就像一場希臘悲劇」。

你能說它不好嗎?7天之內建好定點收治醫院,把1300萬乃至5800萬人都封在家裏,全國範圍內停工停業,這都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壯舉,很振奮人心。但你也很難說它好。畢竟是它導致了如此嚴重的後果,卻要求建築工人放棄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假期,冒著被感染的風險在零下十幾度的戶外不分晝夜的施工;要求如此之多的人口在沒有基本的生活和醫療物資,沒有足夠醫療照護的情況下,僅僅為了確診而在城市各個街頭各個醫院奔波。最後,要求一天只能領到2套防護服的重點收治醫院日接診800名發熱病患,還「一定要堅持下去,堅決打贏武漢保衛戰」——以視頻慰問的形式。

在這個模式下,我們渡過危機的方法,就是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正當權益,讓他們在英雄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裹挾下去彌補體制的錯誤。如果這一部分人反對的聲音足夠大,則繼續侵犯下一個群體,繼續讓另一個不相幹的群體為體制買單,直到最後一批人無力反對、遭受忽視。這種卑鄙的統治遊戲周而復始,屢試不爽。

 

二、沒有遺產的新冠肺炎

公眾的不滿,在李文亮醫生去世時達到了頂峰。我們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出現在呼籲書中,但更多的是陌生的名字。這些名字包括:出生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退休教授,文革後首批大學生(以人大為主)。他們多半是哲學歷史文學美學等社科邊緣專業出身,但都在引用憲法,要求兌現憲法承諾。

熟悉的名字,寥寥無幾:著作下架的北大張千帆,授課停止的清華許章潤,主動退休的中大艾曉明,刑滿釋放的郭飛雄,翻牆著書的笑蜀。還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卻很難尋著:賀衛方、茅于軾、蕭瀚、張鳴、浦志強、冉雲飛、王克勤、艾未未、胡星斗、陳丹青、崔衛平、吳稼祥、吳祚來、徐友漁、于建嶸……細想起來,不僅僅是這次,好像2014年以後,我們就再也沒聽見他們的聲音了——除了被抓、被封、被解職。

有一種觀點認為,「新常態」下公民社會更活躍了,因為許多新的面孔站了出來。這可能是一種善意的說法,給自己打氣也給外界打氣。事實是,新面孔的數量比不上老面孔消失的數量,新面孔活躍的時間有沒有老面孔長也有待觀察。而且,公民社會不是一時的社會現象,而是一項維持數年的狀態描述。有無持續的行動、持續的聲音、持續的組織,是判斷公民社會是否真正成型,能否推動社會前進的指標。遺憾的是,除了農民起義式的暴力革命,中國幾千年來都只是有聲音而無行動,有行動而無組織,有組織而無聲音。無怪乎黑格爾認為中國是一個靜止的社會,「中國歷史的本質就是沒有歷史」。

就新冠疫情而言,或許會成為30年來影響最為深遠的社會事件。不過,當疫情結束時,應該也不會給民間社會留下任何遺產(社會管控的經驗倒肯定會增加,看看新任武漢市委書記和湖北省委書記的履歷就知道了)。知識分子大面積沉默,NGO完全缺失,個人行動者寥寥無幾,社交媒體滿眼正能量都是值得悲觀的因素。傳統媒體不乏有一些亮點,但基本沿襲了過去20年的言論管制傳統——重大社會事件時都會稍微放寬言論的尺度,給情緒一個小小額宣泄口。

這和過去30年發生的任何一次社會事件都不同。

上一次波及全國、引發停課停業的社會事件是在30年前。那時還沒有互聯網的概念,媒體較為直言不諱但仍全面受控,通過鎮壓、關押、驅逐、利誘以及言論管控,那場“風波”最終只給國內留下了只言片語,諸多事實仍然成謎,我們並沒有學到很多。

2003年的非典同樣是一場影響巨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但社會條件和今天略有不同,一個正處於公民社會上升期,另一個正處於衰落期。那時,互聯網遠未普及,公共知識分子剛剛興起,NGO還在緩慢萌芽。非典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仍然只限於體制精英,但南方系報紙隨後步入了長達十年的黃金時代。

2008年汶川大地震給公眾提供了一個集中表達情緒的機會。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加持下,傳統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都迎來了各自的輝煌,盡管還有豆腐渣工程、地震死亡人數、死難學生等問題遺留,但NGO成為了地震留給中國最珍貴的種子。他們第一次在公眾面前集體亮相,第一次被當做政府治理水平的參照物,並在此後5年頻繁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是少有的沒有經驗傳承的社會熱點事件,這一點和新冠很像。當時,社交媒體頗為發達,公共知識分子也十分活躍,傳統媒體仍然有相當大的報道空間,甚至還出現了不少個人行動者實地調查真相——就連受害人群體也十分“完美”:較早乘坐高鐵的一批人,多為商務人士或中產階級,有著更為充足的社會資源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但該事件最終止步於鐵道部新聞發言人調離崗位、高鐵降速。無他,該領域相關的NGO極其稀少,並且受害人群體自始至終也沒能形成一個組織。

 

三、無趣的中文

外媒形容李文亮之死激發了「暴動」——在網上,讓人讀起來不禁會意一笑。仔細想想,已有好多年沒有見過這樣有餘味的文字了。這幾年,除了00後抖娛樂的機靈,其他領域說甚麼都是一本正經的。「中國夢」就是「中國夢」,沒有別的意思,「新常態」就是「新常態」,沒有其他另外的含義。所有的公共事件,怎麽定性怎麽敘述,都已經自上而下定好了調子,公眾根本沒有發揮創造的空間。就連有態度的網易新聞,2015年被約談之後也變得了無生趣,評論區蓋樓水平一落千丈。如今,想找些熱詞典故,還得回到十年前。比如,2007年的「正龍拍虎」,2008年的「俯臥撐」、「范跑跑」,2009年的「躲貓貓」、「釣魚執法」,2010年的「我爸是李剛」,2011年的「郭美美」、「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2012年的「表哥」。看到這些詞句,就會想到背後的「趣事」。 至於,為抗議PX項目而流行起來的「散步」,為挖掘真相而走紅的「圍觀」,為自由集會而古文新用的「飯醉」,為揶揄公安詢問而煥發新生的「喝茶」、「查水錶」,簡直已經成了公開的暗語。

然而,在重大社會事件中不產生一些新詞,不流行一些經典語錄,好像也只是“新常態”這幾年的事。這在網絡時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是這些詞彙對抗的行為消失了嗎?是中國人的創造力下降了嗎?還是,大家都選擇了沉默?

李文亮醫生說,「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可能不是只有一種聲音,而是,只有一個聲音。總書記1月7號之前就知曉疫情,13天之後才做出批示,然後兩天內就決定封城武漢。你可以說他效率高,行動果敢,但也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種看法。只是,我們不能說,也不能揶揄,連「敏感詞敏感詞,還是敏感詞」也不能用。

2013年秋,「圖樣圖森破」書法作品在北大下架,與此一並下架的,還有我們僅存的,對公共事務保持快樂的,一點點的,權利。對比網絡熱詞時代,如果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我們或許會聽到其他的聲音:一個叫萬延海的前衛生部公務員,會公布一份關於新冠病毒的政府內部文件,然後被以“泄露國家機密罪”秘密關押一個月。最終,警方在國內外壓力下釋放了他。萬延海創辦了公共健康NGO北京愛知行。

一個叫許志永的前大學講師、法學博士,會組織律師為李文亮等八名“造謠者”提供法律援助,並對武漢式“無保障臨時封城”的合法合憲性提出審查。之後,許志永會被控偷稅漏稅,通過民間籌資百萬暫時躲過牢獄之災。許志永和其他幾位法律博士創辦了憲政NGO公盟。

一個叫陸軍的前網站編輯,會盡快組織一場平等權益研討會。參會者將有學者、律師、和媒體,李文亮醫生或其他確診患者會遠程參加會議。會後將會發布一項涉及疾病學、法律、倫理和社會治理的公共政策建議。會議成果經國內主流媒體廣泛報道幾天後會突遭屏蔽,組織者將在三個月內無法舉辦任何會議。陸軍創辦了反歧視NGO北京益仁平。

一個叫郭玉閃的前文字工作者、莆田人,會在武漢封城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通過秘密渠道,幫助有需要的市民逃離武漢,以獲得應有的醫療照顧。郭會因此離開自己創辦的機構以換取個人自由,同時也會發布一份公共衛生管制的制度經濟學研究成果。郭玉閃和其他幾位北大同學創辦了研究型NGO北京傳知行。

以上,不過是一種設想,但都曾經真實發生過。他們或許只給疫情防控添加了佐料,卻很有可能改變現實的走向,不會像現在這般苦澀——地方政府也不會如此動輒得咎。

 

四、「新常態」下的生活變化

和以前比起來,「新常態」下的生活並沒有多好。但很多地方,確實變的更差了。隨意盤查身份證,過去做得遮遮掩掩,現在查得理直氣壯。地鐵安檢,過去得過且過,如今已經是一項硬性任務,甚至入住酒店也開始安檢。互聯網實名,過去每一步都吵的不可開交,如今手機實名互聯網實名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更遑論人臉識別技術,不僅用在反恐治安領域,連社區門禁、學校課堂、旅遊景區都開始大肆濫用。

我們變得越來越像機器人,上班,吃飯,睡覺,不要說話,上班,吃飯,睡覺,不要說話。如果有說話的機會,連怎麽說話,都要經由一套複雜的系統編輯。在如此無趣的生活中,只有反腐是少有的可以肆意談論的話題。只不過,當反腐漸漸變成一出戲,而觀眾只能按腳本說話時,厭惡就成了人類本能的反應。

「新常態」不是我們的選擇,也不是客觀規律的結果,而是他的要求。他要求「新常態」,按下暫停鍵,前一秒還在party中的我們,就立馬回家——連亂糟糟的狂歡現場都不需要收拾,有人會幫你收拾好,但你必須支付清掃費。一如新冠疫情,也是他要求歡樂祥和,他要求高度重視,他要求封城,他要求復工,他要求無私奉獻,他要求打擊造謠——一切都得按照他的要求來。

現在,我們都按照他的要求來了,又如何?

經濟方面,中小企業紛紛倒閉,三大股指紛紛動蕩,新經濟紛紛爆雷。外交方面,鄰國紛紛交惡,港台紛紛反對,歐美紛紛排華。內政方面,司法改革紛紛停滯,維穩能力紛紛加強,經濟體制紛紛倒退。文化方面,國外教材紛紛下架,獨立音樂紛紛被禁,網絡正能量紛紛登台,偽傳統文化紛紛還魂。社會方面,調查記者紛紛轉行,維權律師紛紛入獄,知識分子紛紛禁言,大學教授紛紛辭退,NGO紛紛關停。

我們每天都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人民戰爭」,人民卻快沒了。

 

五、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

2008年汶川地震暴露了紅十字會的無能,2020年新冠疫情還是暴露了紅十字會的無能。兜兜轉轉12年,一點進步都沒有。更不用提17年前人為隱瞞非典和今天何其相似。這就是中國這塊土地上幾千年不斷循環的悲哀,而網絡時代加劇了這種悲哀。

人的一生不過7個12年,真正能有所作為的,不過3、4個12年。經歷十年浩劫制訂的82憲法,也給了人生一種有限的期待:再動盪的政治,不過十年。這是苦難中國最長壽的憲法,卻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引發恐慌的記憶。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向何處去,又成了我們黑夜裏不斷的自問,一如清末,一如抗日,一如文革。

誠然,在網絡時代,社會進步的速度比不上理念進步的速度。許多人終其一生也不可能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社會,尤其是那些站在理論前沿、引領風尚的人,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們看到太多的精英旅居國外,一生孤寂。國外再好,終不能融入其中。因為,親身經歷的進步才是進步,苦難中國的改變才是改變。

中國幾千年來的舊歷史,就是“仁政——暴政——革命——仁政——暴政”循環。歷代王朝統治,也不過是「中央集權——王權消解——中央試圖再次集權——崩潰」的循環。1949年之後,中國才算勉強擠進了現代國家。這兩個歷史循環能否被打破?現在做結論可能還為時尚早。

歷史發展並不以人的道德想象為標準。中國改革第一人周厲王,竟因積極應對執政危機而亡命。他不用「舊章舊臣」,任人唯賢。為解決中央資金儲備不足的問題,施行中央「專利」。收了地方貴族和百姓的國稅,用來反擊外來侵略。同時,法制能力也變得異常強大,被認為不可能完成的止謗任務,就得到了維穩機構「衛巫」完美的執行,「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看起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卻發生了「國人暴動」,自己也被活活餓死。

跟勤勉、膽識也無關係。比如,「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宮從無宴樂事」的明崇禎帝,登基第一年就鏟除權傾天下的魏忠賢,年僅17,不可謂不膽大心細。此後權力完全在握,執政17年換了19個首輔,14個兵部尚書,最終亡國亡命。

甚至跟個人能力也沒有關係。比如商紂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簡直文武雙全,聰慧過人。同樣身死國滅。

所以,與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不如身體力行。與其寄望於遙遙無期的政治改革,不如投身基礎社會的建設。最起碼,類似紅十字會的問題,肯定會在12年裏有所進步。實在不行,就通過競爭法則讓它關門,這也是一種進步。根本不需要打砸搶,不需要制造恐怖事件。

「在缺乏地方社會對於國家機構的制約力量的情況下,希望國家機構能夠以公平和自制的態度來對待公民,只能是為專制權力開放通道」——孔令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六、公民社會是真正的和諧社會

中國歷史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都是統治和被統治,壓迫和被壓迫,剝削和被剝削的簡單二元對立——時至今日,還盛行人民和敵人的語言習慣。甚麼時候我們可以把社會當成一個生態系統,所有人都可以在裡面共生共存,人人自由而無害地度過一生,那就好了。當然,你也可以有一個不健康的生態系統,但那是獅群,猴群,狼群,雞群,不是人群。

清末以來,我們先是認為需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通過引進西方軍事技術來抵禦外敵。後發現軍事技術不是獨立的,需要強大的民用工業支撐,於是又發起「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持續了30年,奠定了中國近代工業的基礎。就在一片向好之際,甲午戰爭慘敗給了「洋務派」當頭一棒。中國人又開始上下求索,終於認定政治改革才是根本,遂開啟「維新運動」,推動「君主立憲」。「維新運動」在「戊戌變法」時達到頂峰,但在辛亥革命時徹底失敗。辛亥革命選擇了美國式的「民主共和」體制,經歷了多年戰亂,最終也在38年後宣告失敗。

是「君主立憲」不好?英國、日本如今都是世界強國。是「民主共和」不好?美國如今是世界頭號強國。是「社會主義」更好?迄今為止,世界200多個國家中,僅有5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國是最強大的一個。

其實,我們不需要討論哪個政治體制更優。因為無論哪種政體,最終都繞不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只要正確回應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任何一種政體都能獲得成功。如今,無論哪個現代國家,沒有誰會說自己「不民主」,「不自由」,「無法治」,「無人權」。只會說自己採用了甚麼樣的民主,甚麼樣的自由,甚麼樣的法治以及甚麼樣的人權。我們所討論的,所要求的,也不是採用某個新的政體,顛覆某個政體,而是要求享有某種「民主、自由、法治、人權」。

這樣我們才不會跟過去200年一樣,像個垂死的病人尋找救國良方,不會去簡單的認為,我們有了某種技術,或者有了某種政體,就一定能強大。畢竟,社會主義朝鮮和民主國家緬甸的人均GDP就處於同一水平,英聯邦也分三六九等。國家的強大,不在於一時,也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社會治理的細節。

每隔幾年,都會冒出美國政府可能「停擺」的消息,有時還真的「停擺」了。克林頓時期遭遇過,奧巴馬時期遭遇過,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還創造了「停擺」記錄——35天。但和比利時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比利時自2010年連續541天處於無政府狀態,都進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而西班牙2016年結束10個月無政府狀態時,經濟竟同比增長3.2%,環比增長0.7%。這些國家在政府停擺期間,國家基本照常運轉,公民照常自由生活。

能想象中國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樣子嗎?其實我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就是文革。文攻武鬥,砸爛公檢法,整個國家陷入混亂狀態長達10年。乃至文革結束後兩年,人均糧食佔有量還不如50年代。為甚麼會有這麽大的差別?當年的政治環境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即便放到今天,我們的表現就能更好了嗎?一個沒有活躍的自治組織的社會,一定會混亂。

歐洲有著上千年的市民/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傳統,獨立於國家和商業利益而存在。作為市民/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宗教勢力一度超越了歐洲國王。這使得歐洲很少出現中國式的集權國家、集權國王,也很少出現因國力衰弱而社會崩潰的現象。所以契約精神在西方世界很流行,各方力量動不動就坐下來談判,寫合同。訂了合同大家就相互遵守,社會自有它的規則自行運轉。

美國也是如此。從社區圖書館到教堂,從學校到華爾街,從中部鄉村到政治中心華盛頓,到處都有NGO。他們為你在白宮門前抗議,為你跟老板談判,為你跟政府打官司,為你申請政府福利,為你遊說。二戰後,我們還見過美國選舉出來不道德的總統,不檢點的總統,撒謊的總統,「戲子」總統,白字總統,不靠譜的總統,幾乎沒有一位是「英明」和「高瞻遠矚」的。我們嘲笑它,詛咒它,美國卻一直沒有亂成一鍋粥,對外還退出了幾場戰爭,打贏了幾場戰爭。這就是市民/公民社會的魅力。

我們如要生活在一個健康的社會系統內,不妨從建設市民/公民社會做起。這和技術、政治體制無關,人人都可以做的到。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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