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六四學運,被當局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最終被武力鎮壓結束。北京陷入一片混亂,學運領袖被抓捕或流亡四散,聲援的巿民被判重刑。外界一直把焦點放在京城,甚少提及其他城巿,其實當年同一時間亦在爆發學運,示威學生的命運同樣被扭轉。(海藍報道)
24年前,他們還很年青,兩個正在大學唸書,一個剛為人師表,他們參與遊行,憧憬著中國有美好的將來。八九年一場學運,令他們被囚禁或失掉工作,整個人生因而改寫。每年六月四日,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緬懷這段歷史,但在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巿裡,他們變成沉默的維稳對象。
來自四川成都的穆強(化名),八九年是甘肅蘭州大學三年級學生,當年年僅22歲。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後,觸發北京學運,蘭州廿多間大專院校亦開始呼應,自此學生在校園進行各種活動,全國各地的大學都在聲援北京學生。穆強指,蘭州大學亦隨即加入學運,每天校園都有活動,有沙龍、集會靜坐,部分學生晚上會自發上街遊行,訴求跟北京學生一樣,反官倒、反貪腐,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並沒有要求共產黨下台。他憶述,5月4日,全城高校學生組織大規模遊行,蘭州第一次有學生白天上街,他們到省政府交請願書,其後經常白天遊行,警察都在場維持秩序,民眾送水及食物聲援。省政府與學生代表保持對話,遊行未有發生大衝突。5月13日,北京學生發起絶食行動,蘭州學生在東方紅廣場靜坐絶食,形式模仿天安門廣場,並向政府提出類似訴求。
數百名蘭州學生在5.19北京頒佈戒嚴令當天,前往北京聲援學運。穆強表示,他們在20日上午抵達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很多外地學生,整個廣場逾百萬人。翌日廣場氣氛緊張,軍車準備入城,直升機清晨盤旋撒傳單,到處傳出清場消息,學生普遍都有烈士心態,很多人當天寫下遺書,不少人加入敢死隊,他也報名參加。其後各大軍區部隊駛入京城,他們到巿郊堵軍車,各個路口都有學生在堵截,民眾也有幫忙,軍車調頭離開。堵車時他沒想過危險,但有預感學運最終遭到鎮壓,軍隊有開槍的可能,其他同學郤充滿幻想,堅信軍隊不會向同學開槍。5月底,北京學生逐漸撤離,外地學生紛紛返老家,廣場少了大半學生,大家認為會和平解決,他與蘭州同學亦離開北京。
6月3日晚上,穆強與其他同學在蘭州聲援,北京同學跟他們通電話,得知清場後,他們都很悲憤,學生沒想過學運會成功,只希望有個結果。北京情況嚴重,而蘭州有數十名學生被收容審查,當時不叫做拘留,他被收審在看守所約三個月,當時有點害怕,以為會判刑,其後他獲釋,當局的文件指他"擾亂交通秩序"。蘭州只有數名學生判刑,其他人重返校園讀書,沒有人被開除學籍。他回想,當局沒有必要鎮壓,學生巳陸續離開,當時天安門廣場只剩下小部分學生,如當局不清場,學運也會自然瓦解。
他說:基本上沒什麼事,後來收審了一些人,後來大部分都放掉,判了少數,大部分都放了。蘭州學生應該有三、四十人(收容審查),當時害怕,以為會判幾年。當局指他擾亂交通秩序,抓的時候沒有罪名,放的時候有個罪名。
穆強指,經歷一場學運,對他的人生改變很大,其後他繼續民主運動,91年他因籌組中國社會民主黨,被當局鎮壓,他逃到廣東數年,近年才返回成都經商,他成為維稳對象。每年6月4日,當局會以各種方式限制他,當天他會絶食紀念。24年巳經過去,六四學運是一場悲劇,但肯定沒有失敗,對中國亦有影響,他一生都不會忘記。他又指,當局的遺忘工程做得很好,新一代都不知道六四事件是什麼,將來他會讓子女知道。
同樣來自成都的李文(化名),八九年學運時,在陝西省西安巿西北大學就讀三年級,當年僅20歲。西安人比較政治敏感,因此除北京、上海以外,西安的學運比較大規模,與長沙、成都可以看齊。4月15日,西北大學開始聲援北京學運,李文當時沒有參加,直至22日胡耀邦追悼會,當地高校發動上街遊行,他第一次參與,當時有數萬名西安大學學生,包括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及西北大學等遊行至省政府請願,他們聚集在附近的新城廣場。那天,巿民圍觀眾多,傍晚省政府外車輛被焚燒,翌日官媒指其為打砸搶燒暴行,學生對此不滿。
4月24日,近二百名學生到陝西日報、陝西電視台、西安電視台及新華社駐陝西分社,要求更正報道。當時他還帶隊前往,要求傳媒負責人接待,他們遞交抗議信,並要求他們道歉。傳媒沒有正式道歉,不過其後的報道變得較客觀。學運早期,西北大學曾成立學運領導小組,他也是成員之一,直至人民日報4.26社論後,西安巿高校成立學運聯合會,他們的小組被取代,翌日的大遊行,也由高校聯合會組織,亦是西安學運的高潮。當天最少有二十萬人參與,這次有工人自組團體加入,遊行期間,巿民亦陸續加入,沒有衝突發生。
從4月底學生罷課後,西安每天都有不同的遊行,直至5月13日,西安跟隨北京發起絶食,各間高校約數百人在廣場絶食。從13日至16日,他也到廣場絶食,但四日後身體不適,送院治療。5.19北京下達戒嚴令,學生曾撤回校園。翌日,西安學生停止絶食,再次遊行然後在廣場靜坐,直至六四鎮壓,靜坐期間,廣場最多人曾達數萬人,政府一直默許進行。李文指,6月4日,北京採取清場行動,但西安沒有鎮壓學生,廣場曾傳出軍車入城,最終沒有看見。學生對北京發生的事感到驚慌,大家哭成一團,他們仍堅持到清晨5時,才撤離廣場,當時心情悲憤。學生及巿民更在4日及5日,再度走上街頭遊行,反對當局鎮壓學運,他沒有參加這段時間的遊行。4日後即6月9日,當地政府展開大抓捕,他亦返回家鄉。聽說西北大學有十多名學生被抓,約五人被當局以"反革命煽動'罪或"反革命組織"罪判刑。暑假後,李文重返校園,校方要求所有學生交待學運整個過程,每個人都要寫一份報告。
李文又指,六四對他最大的影響是,他對政府失望,因此畢業後沒有投考公務員,僅在私人企業工作或做小生意。24年來,每逢6月4日,他會與數名朋友一起悼念,國保在這個日子前,都會約他喝茶,但沒有限制他自由。他與共同經歷的人,偶爾會談起六四,其他人問及他會照說,官方當然不願提起,但民間不是那麼忌諱。
他說:改變了我整個命運,這個也改變中國的命運,這是青春歲月的事情,我們有幸經歷。當然對那批人,中國現在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但是我認為,總體上它是積極的,它是推動中國融入普世價值體系中。它在作一種嘗試,雖然後來失敗了,但它的偉大意義不可否認。
江西在六四學運沒有扮演積極的角色,當地的大學及高中較遲才參與聲援。八九年,24歲的紹霖(化名)是萍鄉巿先鋒中學的教師。5月初,萍鄉學院發起罷課上街遊行,他與數名教師帶領約五百名高中學生,遊行五十多公里從蘆溪縣城到巿政府外,與其他學生匯合靜坐,他們支持聲援北京學運,當時逾千人,巿民更派水及食物支持,政府官員對師生較客氣。當日中學生巳離開,大學生繼續靜坐數天。
紹霖指,北京學運被鎮壓後,曾參加遊行的教師都感到憂慮,他也擔心被判監,但他沒有逃避,每天如常教學。直至6月底,萍鄉巿數百教師被要求參加會議,各人要表態支持政府。不過,最後他仍受到處分,他被學校開除職位,另一教師則被下放農場。其後他獲調配到山區初中任教,他沒法接受,放棄了做公務員,另外,他正被考核加入共產黨,亦沒法進行。參與學運遊行,紹霖沒有後悔,但郤改變了往後的人生,為此事一直備受父親譴責,最後離鄉別井到廣東打工。
他說:我都覺得不公平,一點也不公平。憲法規定我們有遊行自由,但是我們遊行被當局開槍,當時我也很害怕,亦很無奈。當局送我到山區初中當老師,我不去便被開除。現在我是打工仔,原本我是公務員。
八九學運對紹霖影響不少,他一直希望當局重新評價六四事件。02年,紹林曾被調到成都分公司,他跟大陸網友及海外民運人士如胡平、王丹,網上討論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被公司同事知道後舉報,他被成都警方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刑拘37天,最後沒有被起訴,但成為當局的維稳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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