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資深報人、前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週五凌晨(5月2日)病逝,享年93歲。他生前遺願希望中國能夠政治改革,以及平反六四,並期待中國有真正的新聞自由。(海藍報導)
羅孚兒媳周蜜蜜向本台表示,週五(2日)凌晨,家翁在家中突然沒有呼吸,送院後證實去世。上月羅孚因肺部積痰、呼吸不暢順入院留醫,其後病情好轉,昨日下午剛出院,沒料到半夜便離世。她又指,家翁以往患前列腺,並有一些老人病。他在一年前中風,曾住院幾個月,雖然恢復緩慢,他很堅強一直撐著,直至上月才病倒。目前,家婆已接受此事,情緒比較冷靜。羅孚的其他兒子正從海外回來,籌辦喪禮事宜。
被問到羅孚生前的遺願,周蜜蜜指出,他希望中國好及平反六四。
周蜜蜜說: 我們覺得他一直撐著(身體),直至今年4月,病情有點反覆,再次入院。昨天下午本來已出院,晚上沒有呼吸又再入院。他當然希望中國好及平反六四。
認識羅孚多年的前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表示,羅老總最難得的地方是勇於對自己的做法反思,這在左派中是很難得的品質。多年前,他已向香港六七暴動作出深刻反思,並向香港巿民道歉。這次由左派發動的嚴重災難,除了他以外,未有左派領導人向巿民道歉。左派應向他學習,他的風骨在左派中少有。
程翔說: 到今日為止,除了羅老總之外,都未見一個左派領導人向香港巿民道歉。我覺得羅老總是很值得香港左派學習及檢討的一個對象,他這種風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羅孚在2009年曾接受本台訪問,他表示曾見證新中國成立,希望新的領導人,能在政治改革邁出一步。中國最大缺點是一方面發展很快,改革開放,但政治改革完全沒有動,民主法治都不行,中共黨內仍未看見民主化,中國應從選舉開始,並進行政治改革。
羅孚表示,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時他可以到廣州,出席地方慶祝活動,心情十分興奮。但後來事實跟當年預期有距離,並且感到失望,有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當年預告是聯合政府,後來都不是了,直到現在,民主法治都不行。
他說: 有一方面發展很快,改革開放,但政治改革完全沒有動,最大缺點是這個。事實有很多不好,民主法治都不行,政治能改革就好,但還沒看見有這可能。
對於八十年代,鄧小平曾考慮推動政治改革,並讓趙紫陽作出研究,最後沒有推行,後來又發生六四事件後,令政治更倒退。羅孚認為,如果現在能推行,也是好事,但目前看不到有這種可能性。單方面只發展經濟,不過怎樣下去,卻令人憂慮。他又說,沒有政改,或許仍能發展下去,但很多事情跟不上。現時農村發生的問題,現時搞不清楚,法治也很有問題。面對中國將會遇見的困難,羅孚寄語領導人,希望可以從選舉開始,逐步實現政改。
大公報創刊一百週年時,羅孚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表示,百年《大公報》的前50年是值得人們追憶和紀念,而後半段則乏善足陳。他認為《大公報》「百年一半是虛名」。
他又指,百年《大公報》一向有「四不」的座右銘,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然而《大公報》一旦成了黨產,還有什麼「四不可言」?羅孚舉出「八九民運」為例,那時他已被軟禁於北京幾年了,但他知道香港《大公報》在「黨意」不明時,曾經跟著民意作報導和發議論,並准許員工參加遊行,在報館門口掛起支持民運的標語。但一宣佈戒嚴令,北京形勢突變,門口的標語就被清理得乾乾淨淨,報紙口徑就從反對李鵬到支持李鵬,這就是「黨、賣、私、盲」一應俱全了。
羅孚毫不諱言,懷念《大公報》那些風雨雞鳴的日子,只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真正降臨中國,才能有群雞齊鳴的明天。
羅孚1948年成為中共黨員,原名羅承勳,出生於廣西桂林。1941年加入《大公報》,先後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大公報》工作,曾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其後任《新晚報》總編輯,前後在《大公報》任職40多年。他在1982年被中國當局以"間諜罪"軟禁北京10年,1993年獲釋返回香港。羅孚活躍於文壇,以絲韋、辛文芷等多個筆名發表文章,並曾發掘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及梁羽生。羅孚長子羅海星,曾於1989年參與"黃雀行動"被中國當局判刑2年,於2010年病逝。
1980年,羅孚被召返內地開會,抵達北京後,即被當局以涉嫌美國間諜罪名,次年被判刑十年,但立刻獲得假釋,其後被軟禁在北京,直至刑滿,在1989年底才可以返回香港。羅孚出事後,一直與外界隔離,當年任職大公報的曾德成,和另外一個大公報記者黃浦,在1983年被允許到北京採訪了身陷囹圄的羅孚,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報導,說羅孚當著他的面承認了做間諜。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羅孚曾表不少批評共產黨的言論,他與妻子在1997年6月移居美國,他的長子羅海星,亦因涉嫌協助民運人士外逃,而被中國政府判刑。
據悉,羅孚在香港任職左派報紙時,亦協助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做了不少香港文化界的統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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