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捕鱼业全球扩张】向全球展示权力，中国已成海鲜强权大国（一）

阿里的故事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2021年3月8日凌晨，一艘装载舷外发动机的小型充气艇，悄悄开进该国最大的港口，放下一名垂死的渔工，然后加速离开。

这名二十出头岁的印尼籍渔工，名叫丹尼尔·阿里托南（Daniel Aritonang），此前已经在中国籍鱿钓船「振发7号」（Zhen Fa 7）工作了一年半。如今他被抛弃在码头边，几乎失去知觉，双眼淤青，身躯两侧有瘀伤，脖子上有绳痕，双脚和双手则肿胀得像甜瓜一样大。

急救人员将阿里托南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在当地的翻译雷耶斯（Jesica Reyes）赶到时，阿里托南还在救护车停靠站，他告诉雷耶斯，自己被殴打、掐脖子并挨饿多日。当医生把他带往急诊室时，他开始发抖哭泣，问她「我的朋友在哪里？」然后低声呢喃，「我很害怕。」

蒙得维的亚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向来深受中国鱿钓船青睐。近年来，数百艘中国鱿钓船将目光瞄准了南美洲东南沿海丰富的公海渔场，而巴西、阿根廷和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其他备选港口有些价格过于昂贵，有些不对中国鱿钓船开放，因此这些船只通常会选择到蒙得维的亚加油、维修和补给。

许多中国渔船的船员都是印尼人，当渔船抵达蒙得维的亚时，若有船员死亡、受伤或生病，港口官员便会联系雷耶斯──当地少数会说印尼官方语言的口译员。雷耶斯经常接到电话，委托她与逝世船员的家属协调相关事宜。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平均每隔一个月就会有一具尸体被丢弃在这个港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鱿钓船。

阿里托南接下「振发7号」的工作后，可谓踏入了全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海上作业之一。在世界对海鲜日益增长且索求无度的需求推动下，中国在公海大幅扩大势力范围，远洋船队多达6500艘船只，是全球第二名竞争对手的两倍多。中国如今在世界各地还拥有或运营90多个港口，并收获到许多政治忠诚度，特别是南美和西非沿海国家，中国无疑已是全球海鲜强权大国。

中国远洋捕鱼船上的工人悲歌

但中国在海上的卓越地位，显然付出了相当代价。债役、人口贩运、暴力、过失犯罪和死亡屡见不鲜。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采访了116名曾于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间在中国远洋船上工作过的印尼船员，约97%的人称曾经历过强迫劳动，或被没收保证金和证件，58%的人称曾看到或经历过肢体暴力。

美国华府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环境保护计划主任尤泽尔（Sally Yozell）表示，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不仅鲜少回应有关劳工权利、海洋保育等国际法规和来自舆论的压力，渔船和加工厂的作业也较不透明。

「振发7号」从2019年8月29日自中国山东省的石岛港启航后，就前往韩国釜山接印尼籍渔工登船。中国秋季捕鱼季通常始于8月最后一周，每年此时有超过2万艘渔船下水。

阿里托南努力为自己争取到一份船上的工作。2018年高中毕业后，他找工作并不顺利。当时印尼全国的失业率高达5.5%，青年失业率更是超过16%。所以，当他的朋友安哈尔（Anhar）提议一起出国上渔船工作时，阿里托南同意了。虽然船上的工作要求很高，报酬却少，亲友对这个决定也感到讶异，但这好歹是一份工作。安哈尔回忆当时被问及上渔船工作的动机时，说道：「面试时他们问我有甚么技能，老实讲，我甚么技能都没有。」

2019年夏天，阿里托南和安哈尔联系了位在爪哇岛中部的船员招募代理公司「海洋之舟」（PT Bahtera Agung Samudra），并受指示前往直葛市。在海事领域，这些机构负责为渔船招募渔工、处理工资单、工作合同、办理机票、港口费、签证等一切事务。但通常缺乏监管，除了滥权频传外，还不时涉及人口贩运。（根据政府资料，「海洋之舟」没有营业许可，对我们的询问也未作回应。）

接下来两个月，两人便在直葛市等待录取结果。但旅费逐渐拮据，阿里托南只好透过Facebook私讯朋友努格拉哈（Firmandes Nugraha），向他借钱求温饱。不过对方力劝他返乡，还提醒他：「你连游泳都不会」。最后面试结果通过，阿里托南9月2日在韩国釜山上传一张和其他印尼籍渔工准备登船的Facebook照片，写著「一群底层小人物，期待著成功灿烂的未来」。

那天，阿里托南和安哈尔登上「振发7号」，开始了横跨太平洋的航行。船上共有30个人，包括20名中国人和10名印尼人。

国家补助缔造捕鱼业帝国　垄断产业影响他国政经坚收集情报

细数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远洋捕捞业是由苏联、日本和西班牙等三国主导。苏联瓦解后，除了船队的规模缩小，劳工和环境标准也使得渔业成本变高。就在此时，中国挹注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开始打造船队，以新技术挤身这个利润丰厚的产业。此外，中国也企图藉由在海外建造自己的加工厂、冷藏设施和渔港等，加强在产业上的主导权。

这些投资空前成功，中国现在无疑是全球海鲜强权大国。1988年，中国捕捞的渔获总计1亿9800万磅；2020年增长至500亿磅。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对中国而言，拥有庞大船队所创造的巨大价值，远不只是为了维持海鲜强权大国的地位。还包括对内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喂养国内人口；对外，这支船队则有助于开发新的贸易航线、展现政治实力、重申领土主张，并加强中国对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分析家（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表示，由单一国家掌控像海鲜食品这种宝贵的全球资源，会造成不稳定的权力失衡。而海事分析家和海洋保护工作者也担心，中国正在以破坏全球粮食稳定、侵蚀国际法律，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的方式，扩大海洋影响力。

全球海事安全顾问公司I.R. Consilium执行长拉尔比（Ian Ralby）表示，「虽然许多国家都在从事破坏性的捕捞活动，但中国截然不同，除了规模庞大，他们也在利用这些船队达成地缘政治的野心。」他更强调，「以此产业而言，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一样属于高度国有，或用法律规定渔船持续收集并向政府提交情报，也没有任何国家会如此积极入侵他国水域。」

恰逢全球对海鲜产品的需求日益强烈，中国顺势取得主导地位。过去50年来，全球海鲜食品的消费量成长超过5倍。以中国为首的渔业，则透过冷藏、引擎效能、船体强度和雷达等各方面的技术精进，恰好满足大众的需求。此外，卫星导航也彻底改变了船只能在海上航行的时间与距离。

如今，商业捕捞技术如此精进，与其称之为艺术，不如称之为科学；与其说是捕获，不如说是收割。参与这样的竞争需要知识技能与巨大的资本储备，这正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近几十年来都缺乏的要素。中国不但两者兼具，还具有强烈的竞争意愿与必胜决心。

中国最主要是靠国家补助来扩大船队规模，截至2018年止，每年投入高达7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渔业补助提供国。这些补助大部分投资在燃料和打造新船的成本。但海洋研究人员认为这对产业有害，因为补贴扩大了船队规模或增强效率，也导致日益减少的渔业资源进一步被消耗。

中国政府对船队的支持显然相当关键。国家地理杂志原始海洋项目主任萨拉（Enric Sala）表示，若缺少政府补助，全球有超过一半的公海捕捞活动会无利可图，其中又以鱿鱼捕捞的利润最少。

此外，中国还为船队提供包括后勤、维安和情报支援。例如，中国会向船队更新有关全球主要鱿鱼聚落的规模与位置的消息，使得这些渔船能够更加协调一致地进行捕捞作业。

2022年7月，记者亲眼目睹了一壮观的景像：大约有260艘中国鱿鱼船正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以西的海域进行捕捞，突然间全部的船同时起锚，并一起往东南方航行一百英里。海事监测组织「天窗」（Skylight）的主任施密特（Ted Schmitt）对我说，「这样的协调动作并不常见，大多数国家的渔船通常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合作。」

随船采访揭现代奴工实录

过去四年来，「不法之徒的海洋计划」（The Outlaw Ocean Project）的采访团针对全球海鲜供应链中的劳动条件、人权侵害和环境犯罪等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由于中国远洋船队规模庞大、分布范围广泛，又以凶狠著称，因此这项调查的焦点便集中在中国船队上。记者分别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南太平洋；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南大西洋；冈比亚附近的大西洋；靠近朝鲜的日本海，登船并采访船长。

透过登船后的实际采访，更深入揭发许多违反人权和迫害劳工权益的模式，包括债务劳役、扣留薪水、超时工作、殴打渔工、没收护照、限制渔工及时就医，甚至致死的暴力事件。在许多中国远洋渔船上，渔工的日常工时长达15小时，每周工作六天。船舱住处狭小封闭。受伤、营养不良、患病和遭到殴打竟为常态。

2022年2月，由海洋保育组织「海洋守护者」（Sea Shepherd）促成的考察行程里，包含了登上一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作业的中国鱿钓船。船长同意让记者在船上自由采访，只要报导中不提到船只名称即可。

鱿鱼船在捕捞作业时，最繁重的工作往往落在夜间。捕捞船的两侧，有数以百计、保龄球般大小的灯泡悬挂在支架上，用来将鱿鱼从深海中诱出。

这时船上的气氛感觉像一座水牢。船身两侧各悬挂著约50个「钓鱼夹具」，每个夹具都是用自动卷轴操作。甲板上的渔工每人同时负责监控2至3个卷轴，以免卡住。这些渔工们的牙齿因为长期吸烟而泛黄，皮肤呈现病态的蜡黄色，他们的双手也因为锐利的设备和长久处于潮湿状态，浮肿又伤痕累累。

两名身穿亮橘色救生背心的中国籍渔工站在甲板上，监视著自动卷轴的运作。其中一位是28岁、另一位年仅18。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海上工作，工作合同长达两年。他们的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但只要伤病缺勤一天，就会被扣三天的工资。较年长的渔工提到，他曾目睹一名船员的手臂被失控的钓钩重物打断。这时船长虽待在驾驶台上，但有一名人员一直默默跟著记者。后来那个人中途被叫走，较年轻的渔工便闪入黑暗的走廊上，低声求援。

「我们的护照被没收了，」他对来访的记者说，「他们不还给我们。」

后来他不再说话，而是在手机上打字，以免被窃听。「您能带我们到阿根廷的大使馆吗？」

他写道：「我不能透露太多，因为我还得在船上工作，在船上说得太多可能会有问题，」他表示：「请您帮我联系我的家人，」然后在船上的干部返回时，便突然中断对话。

之后陆续有渔工遭囚禁的事情浮出水面：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6月，有一只瓶子漂流到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海滩上，瓶子里有一封心急如焚的求救信，是来自另一艘中国鱿鱼船上的渔工：「你好，我是『鲁青远渔765号船』（Lu Qing Yuan Yu 765）的船员，我被公司囚禁了。当你看到这张纸时，请帮我报警！救命！救命！」（该船所属的青岛颂海渔业有限公司，表示这些指控是船员捏造的。）

死者家属受压被噤声

2021年1月下旬，阿里托南已经病得很重。他的眼白发黄，腿部和双脚肿胀疼痛，食欲全无，也无法行走。他很可能是罹患了因缺乏维生素B1（又称为硫胺素）而引起的脚气病。这种病有时也会被称为「大米病」，在历史上，脚气病曾在船上、监狱、收容所和移民营等场所里爆发，这些场所的主食多半是精米、白米或面粉，都缺乏硫胺素。法医病理学家表示，当脚气病发生在船上时，可以被视为是过失犯罪的潜在指标，因为这种疾病发生进度缓慢、是可治疗且可逆的。

船上其他印尼籍渔工恳求船长让阿里托南上岸就医，但都被拒绝。后来问及船长拒绝的原因时，阿里托南的朋友兼工作伙伴安哈尔说：「当时还有很多鱿鱼等著捕捞，我们那时正忙于捕捞作业中。」

直到二月，阿里托南已经完全无法站立。他发出痛苦的呻吟，不时陷入昏迷。所有印尼籍渔工都被激怒了，扬言罢工。「我们大家都反抗船长，」安哈尔回忆道。船长终于在3月2日屈服，将阿里托南转移到附近一艘名为「马林」（Marlin）的油轮上，而六天后该油轮的船员将他弃置在蒙得维的亚。

然而为时已晚。蒙得维的亚急诊室的医生竭力数小时试图挽救他的生命，印尼语翻译人员雷耶斯也焦急地在走廊等候，但最终医生从急诊室出来，向她表示，阿里托南已经去世了。

第二天，当地法医进行了尸检，报告显示「有身体虐待的迹象」。负责蒙得维的亚印尼领事馆的波特里（Nicolas Potrie）回忆起，本案检察官莫拉莱斯（Mirta Morales）曾致电给他，说道：「我们需要继续追查到底发生了甚么事。这些伤痕，大家都看到了。」莫拉莱斯拒绝透露调查是否已经结案，但她也补充说，正如多数的海上犯罪行为一样，她能获取的资讯相当有限。

4月22日，阿里托南的遗体终于从蒙得维的亚空运返抵雅加达，然后开车送往乡下故乡。沿途有哀戚肃穆的村民列队向他致哀。他的家人则选择不开棺。

隔天便举行了葬礼，阿里托南被安葬在距离他父亲坟墓仅几英尺、离所属教会也不远的一处路边墓园中。他的墓碑上是由两块木板交叉所组成的十字架。当晚，阿里托南当初加入的船员管理机构主管到家中拜访，并商讨一份「和平协议」。安哈尔说，家人最终接受了一笔2亿印尼盾（约1.3万美元）的赔偿金。家人不太愿意谈论船上发生的事。阿里托南的兄弟贝本（Beben）表示，他不希望家人陷入困境，而谈论这个案子可能会为他的母亲带来麻烦。「我们，丹尼尔的家人，已与船方代表和解，愿他安息。」

而在9,000英里外的海上，「振发7号」已展开漫长的归途。2021年5月，它抵达新加坡，让船上剩馀的印尼籍渔工下船，他们近两年的时间几乎未曾踏上陆地。最后这艘船返回山东，卸下330吨的鱿鱼。港口纪录上显示。这批渔货将用于出口。

在某封电子邮件的内容里，「振发7号」所属的荣成市王岛大洋水产有限公司（Rongcheng Wangdao Ocean Aquatic Products Co. Ltd）拒绝对阿里托南的死发表任何评论，且表示未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船员曾抱怨船上的生活或工作情况。该公司并补充，他们已将此事交由负责监管该产业的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处理。而目前提交至该协会的问题尚未获得回覆。

2022年4月10日，阿里托南已去世一年，他的母亲希洪宾（Sihombing）与另一个儿子莱昂纳多（Leonardo）坐在客厅里的一张豹纹地毯上。根据村长所表示，用赔偿金进行的家屋维修最终还是让阿里托南达成了修缮父母家的愿望。当谈到关于阿里托南，希洪宾忍不住开始哭泣，她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别伤心了，」莱昂纳多耐心地安慰母亲，「那是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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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报道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新闻组织「不法之徒的海洋计划」制作。感谢Ian Urbina, Joe Galvin, Maya Martin, Susan Ryan, Daniel Murphy and Austin Brush共同报道与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