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身軀長埋黃土 敢言精神傳承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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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為"右派"的《新華社》前記者戴煌因病逝世,其遺體告別會周四(25日)在北京舉行,近200人到場送別,包括在京訪民和維權人士。戴煌的朋友稱是文壇上一大損失,亦有公民記者冀戴煌的敢言精神得以傳承下去,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培育更多敢言的公民記者。(文宇晴 報道)

戴煌的遺體告別會周四在北京八寶山舉行,除昔日的同事、媒體業界外,還有一批在京訪民和維權人士。

上海公民王福磊對記者說,現場見到很多記者,包括《炎黃春秋》逾90歲的社長兼總編輯杜導正。告別會也大概在半小時便結束,由於到來送別的人很多,他們沒有多逗留就離開了。

王福磊說:敬佩他所以就過去看一下,因為他是比較敢於說話的,以前在這樣的體制下像他這樣的人確實是很少。(現場)大概有100、200百人,當時見到了杜導正,大部份的還是媒體界的朋友。我們進去以後轉了一圈馬上就出來了,因為人比較多,一般3個人一組進去拜一下就出來了。

反右運動中判23年勞改的前《成都日報》記者鐵流,對戴煌的離世感到悲痛。

鐵流對記者說,為紀念反右運動50周年,他在一個徵集公開信簽名的活動中與戴煌認識了,及後也一直保持聯絡,更不時互相交流寫作心得和作品。

鐵流形容戴煌雖然顯得老態龍鍾,步履蹣跚,呼吸有點困難,但思路清晰,話明音亮。鐵流指出,像他和戴煌這一代的記者,因為愛國而不懼打壓,敢言、敢做。如今戴煌離世了,但走得那樣安詳,那樣寧靜。沒有怨,沒有恨,也沒有什麼留戀,更沒有什麼遺憾,是放心地走了。

鐵流說:跟戴煌是朋友,他比我大將近6歲吧,我們是在北京一個簽名活動上認識的。他這種捍衛自己說話的人權,(與現在)有很大的分界線,我們敢說是因為我們需要改變她(國家)只有通過我們的說話,推動和促進她(國家)。

南京公民記者孫林指出,他雖然不認識戴煌,但在網上得悉對方的事跡,覺得戴煌這一輩的老記者,經歷了"反右鬥爭"後仍然堅守崗位、為民發聲的精神難能可貴。

孫林說,在目前的大環境下,願意說真話的官媒記者愈來愈少。他希望戴煌的精神能一直傳承下去,啟發更多公民記者繼承這種不怕打壓的毅力,勇敢站出來。

孫林說:在中國來說,如果敢說敢做的記者,我想為數不多。再說目前中國的這種形勢下,大陸敢衝出去的(記者)很少很少。儘管資力不夠,文化素質也不是很高,但敢於說話,國外媒體得多給關注的話,我相信中國還有不少人敢出來的。

戴煌於1947年,即他19歲時開始任新華社記者,參與過抗美援朝戰爭和越南抗法戰爭的報道。1957年他因提出"反對神化與特權"等論點被打成"右派"。1961年戴煌回到《新華社》從事資料工作,不到一年後又遭批判,1964年被勞教兩年。文革開始後,他被派往清河農場、海河工地等地方推土挖泥。1969年,又被押送山西太原勞動。在經歷20年的勞教、勞改生涯後,直到1978年,戴煌才得到平反。

原名戴澍霖的戴煌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自傳《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 。上周五(19日) 因病在醫院逝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