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中共領導層很早已不信任香港人

2024.04.15
程翔:中共領導層很早已不信任香港人 2020年六四紀念,是香港人最後一次舉行公開悼念活動。
AFP

北京先後強行為香港制定《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用以堵塞所謂「國安漏洞」,以確保中共的「執政安全」。資深記者、前《文匯報》駐京代表程翔在本台撰文直指從兩條法例的嚴苛程度,可以看出中共一早開始懼怕香港,而中共懼怕香港的原因,從歷史脈絡可以追蹤源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共產黨利用了香港作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武裝基地,所以共產黨核心人物未能擺脫香港將來可能成為顛覆基地的陰影。

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徐焰在2018年的一段講話,形容香港是中國最壞的地方,比台灣更壞,體現了中共黨內軍政核心一直敵視香港人的真實想法。

徐焰說: 「1997年我們接管時,當時分析成分,居民成分是三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們的後代受港英教育,他有點傲氣但對你大陸沒什麽怨恨。三分之一是最壞的,1949年、1950年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跑過去的,對你刻骨仇恨(很多人)。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難(大饑荒)挨餓,偷渡(到香港),他對你(大陸)印象好得了嗎? 香港回歸之後有個大失誤,現在總結一切都不變,不去殖民化怎麽行呢?」

程翔與魯平爭論香港能否保留政治城市地位

程翔回憶,這番說話反映出中共領導層一直以來對香港的敵視。早在1986年北京著手制定《基本法》時,已經表達了對香港人的不信任。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秘書長、《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的魯平向內地草委傳達中共高層意見時,就定性「香港只能夠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能夠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香港一旦成為政治城市,就有可能變成一個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程翔當時因為採訪工作與魯平變得諳熟,所以曾經上門找他理論,指出他錯誤理解香港的存在價值,遭到駁斥。魯平向程翔表示,「一旦香港變成政治城市,對內而言就會紛爭不息,對外而言就會為外國勢力提供可乘之機」。

程翔指出,魯平這個觀點幾乎是所有他在北京認識的共產黨人的共同觀點。

當時的共產黨人認為,外國勢力可借助香港這隻「南風窗」將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風吹到大陸,侵蝕內地人民對共產黨的統治信心;香港又打著人權、自由和資訊流通的旗號,提醒世人有關中共鎮壓其人民的真實情況,形成國際社會監察中共的作用。所以,一個自由香港的存在對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構成威脅。

中共曾利用香港作地基地顛覆國民黨政權

程翔更認為, 中共懼怕香港的成因,從歷史脈絡可以追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共產黨如孫中山推翻北洋政府一樣,利用了香港作為顛覆與人民對立的國民黨政權的武裝重地。如今,北京害怕歷史會重演。

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解密了大批地方黨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發布的文獻。通過閱讀這些秘密文獻,程翔特別留意到,三十年代「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恒向中央匯報的工作報告中提及,中共曾經把香港當作其宣傳基地、統戰基地、組織基地、群眾運動基地,以及後勤基地等,協調資金籌集、物資儲備和幹部培訓及輸送等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利用香港的自由環境,建立起整個華南地區軍事行動的指揮中心。根據文獻記載,中共自從1927年8月7日的「八七會議」之後,在香港成立了第一屆廣東省委,自此以後,中共的領導機關一直設在香港。

香港曾為中共輸送重要軍事物資

除此之外,在國共內戰期間,香港曾為中共輸送重要軍事物資。中共通過一條連結上海、香港,以及中央蘇區(即跨越江西、福建、廣東 三省的中共革命根據地)的秘密交通線接收蘇聯軍火,還把200多個重要領導幹部,包括: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等,送到香港養傷養病;而在日本侵華期間,共產黨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揮整個華南地區及海外黨組織的事務。

在1947年春天,共產黨在香港灣仔舉行史稱「中共廣東區黨委擴大會議」(又稱「灣仔會議」)的重要集會,根據中共黨史專家曾慶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分析,「灣仔會議」的參與者是中共在整個華南地區黨組織的負責人,會議確認了毛澤東「赤色割據」的思想,又制定了一批重要文件,對指導各地的武裝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程翔指出,從上述歷史資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共曾經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其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基地,實行武裝割據分裂國土的勾當。正是由於有這個歷史經驗,中共明白香港成為推翻腐朽政權的潛能,也就十分害怕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香港的自由來摧毀中共的統治,這是中共害怕香港的深層次的原因。

記者:江穎 (華盛頓)  編輯: 溫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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