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司註冊處剛實施的查冊新安排，規定查冊人須聲明查冊資料用途，防止個人資料被濫用。但香港記者協會批評，新安排令新聞界及公眾人士付上法律風險，提高查詢公開資料的門檻，要求撤回。公司註冊處回應指沒有收窄查冊範圍，可以涵蓋記者搜集新聞材料的用途。(林國立 報道)
在公司註冊處查冊，了解公司的董事等資料，是不少記者追查新聞線索重要工具。在周刊做記者的袁小姐，近日就透過查冊，處理巴拿馬文件涉及香港政商明人的新聞。
袁小姐說:很多時候要做香港的公眾人物官員，有關的查冊報道調查，或公司機構，以最近做的巴拿馬文件為例，內裡涉及到一些關於香港的官員或新聞人物，但我只知道原來他開了一間離岸公司，但我同時想知道會否和他其他公司，或其他合作伙伴，會有不同形式的關係，例如合組另一間公司等，就要透過香港的香港的查冊服務去看看是否有關聯等。
但公司查冊由五月起就加入了新的安排，打開公司註冊處的網上查冊系統，查冊人要先聲明，與被查公司相關人士有往來，不作出相關聲明不能查冊，但聲明提供的六個選項，不包括記者查冊作報道這個用途。
外界就憂慮，在新安排下，記者作出聲明，指和查冊對象有往來，但最終以查冊資料作報道，會否觸犯法例。
本身是律師的法政匯思成員吳宗鑾對本台指出，根據保障個人資料第三原則，除非獲當事人同意，否則資料只能用作收集聲明之目的，若公司註冊處，強制記者作用途聲明，事後被查冊的當時人可以以此追究，記者可能面對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吳宗鑾說: 如果你去做一個查冊動作，你在六項(用途)中，但後來你用來做報道用途，當時人假設是個富有的公司董事，見到你的報道很憤怒，說要和你打官司，或者公司註冊處說你，違反了當時的聲明，向私隱專員投訴，記者就有可能招惹不必要的官非。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有關安排提高了查冊的門檻，令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可能承擔法律風險，削弱公眾知情權，要求公司註冊處撤回。
岑倚蘭說:調查新聞很多時需要靠查冊作為搜查資料的重要工具，而調查新聞很多是揭露社會不公不正的一些社會事件，這個工具是達致優質新聞報道出現，現在這個安排是很大的影響，礙了採集新聞材料資料，我們會擔心削弱了公眾的知情權。
公司註冊處回應指，新安排沒有收窄查冊範圍，對公眾知情權不會有任何影響，公眾查冊時，可以揀選＂確定公司董事等人員詳情＂的用途，可以涵蓋記者搜集新聞材料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