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統計署最近公布，香港去年第二季的僱員人數逾二百萬人，當中剔除政府僱員，自僱人士及家務傭工，發現平均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8.5港元。調查中，不同行業的每小時工資由數十元至百餘港元不等，當中以從事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每小時工資只得27.6港元，跟從事教育及公共行政每小時工資港幣129元與金融及保險業每小時港幣105.9元，相差最高達五倍。
以一個月工作廿六天，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時計算，每月最少亦可得到七千多元。但數字歸數字，現實情況往往跟數字遊戲有很大距離。一直為社會最低階層爭取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惠東指，現實中，不少勞工每月祗得工資三千至四千元不等，平均每小時工資只有港幣十多元。
這群低收入人士往往因工資極低，即使一個沒有窗戶極小的板間房，每月千多元的租金也支付不起，因而被迫露宿街頭，以天為被，以地為床。
身裁瘦削的大偉原本居住在一間一扇窗戶也沒有，夏天儼如焗爐的小板間內，但是，今年三月份開始，他決定離開那張木板鋪設而成的床，往街邊公園住。他表示，作出這決定也是迫於無奈，因為已沒有錢繳交每月千多元的租金。
他表示，往茶餐廳或快餐店工作，每小時工資只得十五元左右，但是，他未敢厭少，仍密密手不斷幫手送外賣。可是，做不了多少天，僱主便會叫停，著他明天不用上班。
他說：不是我不願意做長工，只是，我找到了又不能做得久一點。找到了，老闆會突然間著你不用上班。原因？唔知，可能找到更合適的人，可能我做不來。
再經思量，大偉認為跟自己不善於溝通所致。他表示，由於已欠租一段時間，被包租公趕走，他帶著大包小包走往公園，蓆地而睡，生活不便，遇上小偷之餘，更遭白眼。
他說：過去一周有沒有事發生？有人偷東西，不見了一對鞋，唯有穿拖鞋。不放便擺個人物品，每天都要背著個人物品走，遭保安及警察趕走。
坐在大偉身旁，只願以別名「博士」接受訪問的五十多歲中年漢連忙點頭，因為風餐飲露，居無定所，時而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地方，時而偏僻街頭小公園的日子，他也經歷過。
他說：我以前自己什麼也有，睡在一間屋裏，現在睡在公園裏，你向上望是天空，隔鄰左右沒人，沒床。有時也會問自己，「為何會這樣呢？」 初初的感受好難過，有一次我自己食飯，吃了數口，淚如雨下，想起過往與家人一起，特別是在節日，與家人一起過冬節，端午節，中秋節等，我們都會一家吃飯，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只餘下自己一個人，當吃第一口飯，你便憶起昔日的情景，情緒好難控制，我試過一邊吃，淚水一邊淌下，感受很深。
香港七，八十年代，電子製造業在香港甚為蓬勃，「博士」正好身處其中，更出任一所電子製造廠生產部科長，管轄一百三十多名工人，生活上毫無缺欠，且有自己的私人物業，與家人居住。可是，一項投資的決定，畢生積蓄一夜間化為烏有，更債台高築，被迫變賣物業償還債項，更與家人關係完全決裂，最終加入露宿者族群。
「博士」個子高大兼健壯，雖輪為流浪漢，但仍努力四出找工做，可是，卻遇上無居住地址及年齡歧視，慘吃閉門羹。他為此，感到滿肚屈辱。
他說：我們也為香港付出過，努力過，我們不是垃圾，又不是廢物，因為我們以前也是納稅人，所以，我較早時強調，不要用一種歧視的眼光看我們這群人，我們這群所謂露宿者，當中仍有不少不俗的人。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惠東指出，淪為露宿者的原因甚為複雜，當中有個人問題，但是，大部份都是因為工資低而未能承擔租金。
他說：低收入是露宿者的主因，露宿者的工資中位數是三千元，低於四千元收入的也逾六成人，那麼低收入根本是租不了一間板間房。
吳惠東又謂，露宿者雖然專門揀選偏僻的小公園露宿，但是，也經常遭一些執法人員刁難。
他說：研究顯示，有３５％的被訪露宿者自己感覺不安全，會被騷擾如康文署，食環署及警察，有一次我們在深水埗探訪露宿者，有三十多個警察一起前來要查身份證，事實上根本毋須那麼多人。這是否一種方法給他們造成一種威脅，要令他們搬離該區呢？此外，他們又試過每天晚上八時在涼亭灑水及灑上臭粉，即使穿了牛仔褲也會因此弄穿，這是很危險的。
社區組織較早時做了一項調查，發現露宿者的平均年齡較十一年前下降了七歲，現時年齡中位數為四十三歲，有年青化趨勢，學歷有中學程度。調查亦發現，有些人早年往大陸或澳門工作或做生意，但由於生意失敗或工種失調因而被迫返回香港，雖然他們都是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人，但是，礙於香港的社福制度未有在港住滿逾三百天因而未合符資格取得綜緩。
吳惠東認為，香港是須要訂立最低工資的法例以保障在職人士有基本的保障，也會令工作周期可以延長，不過，他亦承認，在法例訂立後，現正被迫露宿街頭的人可能更失去競爭力，因為現時即使聘請一名跟車工人，也要求三十歲以下，有中學程度兼樣貌端好。
香港訂立最低工資後，廣大的基層勞資是否真正獲得收入保障呢？我地進一步探討下鄰近廣東省的情況。曾在東莞外資工廠做手袋及玩具的丁小姐表示，中國雖然有最低工資立法保障，但事實上企業大多數都以多勞多得的生產模式運作，引致雖然訂立了最低工資，兼且五月一日東莞的最低工資提升到八百一十元人民幣，但實質上，工人仍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得不到這法例的保障，實在很多，因為最低工資的標準最主要是衡量計算我們的加班費，另外，就是我們的工資不能低於這最低工資的標準。可是，很多企業是沒有按這標準計算加班費。
協助中國工人爭取權益的中國勞動透視項目幹事鍾明麗謂，雖然中國政府過去多次提高最低工資，但是，幅度根本未能緊貼通漲，再者，人民幣的升值令他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逾來逾低。
她更透露，在金融風暴出現後，有地方政府竟鼓勵企業暫緩執行勞動法，免令企業倒閉，因此，工人在那段艱難期既得不到法例上所訂應有的最低工資之餘，企業更沒有給他們供社保，那管金融風暴並未嚴重震盪中國的企業，但是，它們並沒有清付之前拖欠工人的社保供款。
鍾明麗謂，中國政府是次再提升最低工資是迫不得已。
中國政府亦希望藉提高工資作為手段，盡量去安撫工人的維權行為，因為工人好多時都準備去為到工資，工時及拖欠工資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要求香港政府就最低工資立法的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承認，有關法例並不能解決所有工人問題，立法後更會立竿見影，一群競爭力低的工人會即時被排擠出就業市場，不過，在兩害取其輕的前提下，他仍舊支持立法，以保障基層工人，更望工人能接納領取綜緩維持生計是他們應有的權利。
他說：當我們行了最低工資時，我相信不論僱主或僱員就可以連成一線。當然，壓抑租金是很困難做因為這是一個商業自由社會。但是，我相信當有危的時候出現，就會有機出現，迫政府面對。
他謂，現時僱主的成本開支尤其是有約四分一至五分一是繳付租金，所以，他盼望著當僱員的薪金獲法例保障後，僱主感壓力增多時，便較易於與僱員站在同一陣線與大地產或政府爭取。不過，他認為短期裏先要香港政府檢討現有的人口政策，容讓一些回流港人或新移民的婦女可同享擁有永久居留身份的香港人的福利。
在香港理工大學教授福利政策及行政的學者張超雄亦認同，即使最低工資立法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他認為這涉及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時是否以就業為主，及是否提供一些勞動密集的經濟發展機會。他認為，今天一些製造業專才失去工作，是跟政府當初安排社會經濟轉型時，未有深思熟慮有關。
他說：就香港的勞動力，人才及技術，若明知經濟轉型而轉型後會有人在就業市場中被淘汰，就該做預先積極的工作，讓這群人的技術可以早日轉移，但是，政府似乎不能做到。政府做的再培訓，周而復始都是那類模式，不是一些可持續發展的工種。
他指，政府的再培訓經常集中在家務助理等方面，事實上，社會在個人護理，教育等方面均有渴求，故盼望政府能增加公共開支，增添更多工作機會予市民就業之餘，更望把一些行業可發展成一項專業的發展。
最低工資立法將於七月份再於立法會討論，中國勞工維權人士鍾明麗盼望香港一旦就最低工資成功立法，工人可據此作為一個平台爭取有集體談判權。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吳惠東，則希望香港政府能重新考慮，回流人士的須要之餘，更望能重新向單身人士提供四百多元租金低廉的宿舍供應，及重新考慮製造業或增撥土地發展環保業，令基層中的弱勢社群也有謀生及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