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庭】呂世瑜認罪不獲減刑　終院駁回上訴兼立國安法量刑準則

理大男學生呂世瑜承認違反《港區國安法》下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惟區院法官界定案件「情節嚴重」，設5年最低刑期，令呂失去認罪的三分一減刑，由3年8個月改判囚5年。呂不服提出上訴，早前已被上訴庭駁回，之後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本周二（22日）頒下判詞，裁定呂世瑜敗訴，維持原判。 

不過，5名法官同時在判詞中以不少篇幅，批評高等法院上訴庭在處理該案上訴時所依賴的理據，包括指上訴庭對《國安法》量刑原則的詮釋令人「難以理解」，同時亦回應上訴庭指可參閱內地法律以助詮譯《國安法》的說法，指人大常委會在《國安法》獲通過時曾發表講話，帶出了中港法律制度的分隔，故香港法庭不可考慮與《國安法》文意和目的有別、缺乏關聯的內地法律。 

開庭宣讀結果聆訊歷時不足一分鐘 

本案上訴人呂世瑜（現年26歲），由於現時仍在服刑，他今早約9時由懲教囚車押送到法庭。庭上所見，呂身穿白襯衫及藍色毛衣，在犯人欄內戴起耳機。惟甫開庭，法官隨即宣布駁回上訴的結果後即告休庭，整場聆訊歷時不足一分鐘，呂聞判時表現平靜。 

根據早前聆訊，上訴方主張在《港區國安法》第21條中，只標示在情節嚴重的案件中判監的「量刑起點幅度」，沒限制法庭就下調刑期擁有酌情權，故認為相關條文中的5年刑期為下限並非絕對，法庭可在決定量刑起點後，再按上訴人適時認罪作減刑，從而可判處較低刑期。 

確立適時認罪並不屬減刑條件 

然而，終院在判詞中指拒絕接納有關主張，指由於條例中既列明情節嚴重的犯罪人須「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明顯屬強制性，並訂明刑罰性質及刑期，以規定法庭在指定幅度內判刑，指上訴人主張條文只關乎量刑起點，是賦予文字不能包含的意思。 

而就上訴人指出，《國安法》第33條下提及的減刑條件，適時認罪等條件並不在其中，因而質疑是否「盡列無遺」，並主張法庭可以上訴人認罪為由獲三分一全數刑期扣減，判處低於《國安法》訂明的五年刑期。終院在判詞中就強調，有關條例明文規定如犯罪人符合自動放棄犯罪或防止犯罪發生、自首並如實供述罪行、揭發他人或提供重要破案線索，案件可落入較低的處罰幅度，從而獲得減刑、甚至免除處罰，認為條文目的顯然是為犯罪人和可能犯罪的人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放棄犯罪、協助遏止危害國安活動和促進執法，故法庭不可依賴其他無關的減刑因素，作出「如此寬大」的刑罰調整，故駁回呂世瑜的終極上訴。 

判詞花篇幅批評上訴庭提出的理據 

終院同時進一步指出，法庭在《國安法》案件中作量刑時，須先評估罪行的嚴重性，犯案者的行為、引起的實質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等因素，以釐定處罰的適用幅度；如法庭裁定案件「情節嚴重」，便根據案情嚴重程度在適用幅度訂立量刑起點，而情節嚴重者須引用較高量刑幅度，而法庭在裁定量刑幅度後，須應用本地法律熟悉的量刑原則，行使其酌情權，決定在適用幅度內採納的量刑起點。 

雖然呂世瑜被裁定敗訴，刑期也維持原判，惟法官在全文共有77段的判詞中，就用上其中15段篇幅，批評高等法院上訴庭在處理案件上訴時所依賴的理據，並指上訴庭對《國安法》量刑原則的詮釋令人「難以理解」。 

呂世瑜去年就判刑上訴至高院上訴庭時，案件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彭寶琴審理。 

上訴庭忽略傳統量刑原則中「更生」要素 

終院在判詞段落中，指上訴法庭處理「呂世瑜案」的方法，與「黎智英案」一案所確立詮譯《國安法》的原則有所不同，「不能被予以支持」，雖然上訴庭正確地考慮了《國安法》立法過程和訂明目的，但卻收窄適用於《國安法》罪行的量刑原則和考慮因素。 

判詞又指，上訴庭忽略傳統量刑原則中「更生」的要素，認為雖然在某些案件可考慮更生要素的空間甚少，但「更生」不應被忽略或排除於《國安法》量刑原則外，而尤其對受擺佈參與煽動分裂國家的年輕罪犯，可判處非監禁式刑罰，「避免將其變為強硬的反社會份子」。 

引人大常委會講話帶出中港法律制度應分隔 

終院另批評，上訴庭把《國安法》首要目的及多段條文看成「指令」，再作出「並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之結論，說法令人「難以理解」，認為《國安法》的「首要目的」就是採取一切所需措施維護國安，而此目的已藉檢控達成，犯罪者亦會受處罰，故量刑時法庭須考慮各種因素，質疑指整個過程都在執行「首要目的」，難以理解上訴庭為何視某些求情因素會損害首要目的。 

終院又特別引述人大常委會在《國安法》通過時所發表的講話，當中指「與國家有關法律的銜接」，並分析稱《國安法》是與維護國安全國性法律銜接，而非無關的內地法律，並特別強調有關講話帶出中港法律制度的分隔，從而反駁上訴庭指，因《國安法》地位特殊，提出可參閱相關內地法律以助詮譯實屬恰當的說法。 

案件編號：FACC7/2023

記者：吳婷康　責編：李榮添　網編：江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