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龍案】法官指案發時「好多人上街」　裁決須考慮時代背景

「屠龍案」周一（26日）續審，法官續引導陪審團，指案發時「好多人上街係事實」，以香港今天的背景考慮對付警察的計劃，與基於當時背景有不同，「唔可以撇開佢，憑空諗」。

官指控方基於環境證供要求陪審團推論被告參與串謀

法官周一續引導陪審團，指出證據顯示自稱「屠龍」隊長黃振強為串謀者，吳智鴻則為串謀策劃者，但指本案沒直接證據顯示被告為串謀者，如被告被捕後沒有招認曾參與串謀，黃振強也沒有供稱「屠龍」小隊4名被告同意參與串謀，「（黃）一路話要佢哋做、冇話佢哋肯」，黃僅向「屠龍」隊員下達參與行動有關的命令，而控方基於環境證供要求陪審團作出唯一合理推論。

法官續解釋，環境證供有時較直接證供強，但陪審團須肯定控方證供是否可靠，又或有否揭露對被告有利的疑點，提醒陪審員不可臆測，需要有事實根據，陪審團可按控辯雙方承認事實，決定予以接納的證人供詞及環境證供作推論。

法官又指，黃振強於2019年12月5日收到由吳智鴻傳送、標注了炸彈及槍手大概位置的地圖，但黃沒把地圖傳送到「屠龍」使用的Telegram（TG）群組，只是私下傳送給林銘皓。雖然黃供稱於12月7日，即計劃實施前一晚，在「屠龍」的安全屋向隊員展示該地圖，但忘記有哪些隊員在場。而根據警員證供，當晚看到被告張俊富進入安全屋所在大樓，但沒看到被告嚴文謙和張銘裕進入，法官就指，雖然嚴、張二人於安全屋被捕，但沒證據顯示他們何時進入單位，而黃振強亦未能講出自己曾向誰展示地圖，故沒有證據顯示黃曾向誰人展示地圖。

陪審團須決定「屠龍」是否僅需知炸彈放在軒尼詩道

張官又指，陪審團須決定串謀協議何時形成，而控方指吳智鴻隊於2019年9月底已有用槍及炸彈殺警的串謀，「屠龍」於同年11月18日加入；黃振強就稱「屠龍」會配合，引警察到場，但「屠龍」不會親自使用槍及炸彈。然而辯方則指，吳於同年12月3日才落實計劃日期，故當日才形成串謀協議。次被告張銘裕的大律師姚本成更指，黃振強於計劃當日凌晨才到灣仔「踩線」、知道炸彈確實擺放的位置，故串謀在當時才形成。

法官指，陪審團須決定「屠龍」是否僅需知道炸彈放在灣仔軒尼詩道而毋須知道實際位置。如陪審團不同意此點，選擇接納次被告大律師的立場，即串謀協議很遲才形成，他們便須考慮當時誰知悉計劃及同意成為當中一份子。

法官強調，吳智鴻隊和「屠龍」做事為「完全雙線行」，吳智鴻隊負責製造炸彈等，而除黃振強知道吳智鴻做了甚麼，其他「屠龍」被告均不知道，「唔可以話黃振強知，就等於佢哋知」，故陪審團必須考慮黃振強有否告訴「屠龍」隊員被告有關本案的串謀協議，再考慮他們是否同意參與串謀。

指李家田被捕時沒案底具良好品格

至於本案涉及大量TG訊息證供，張官提醒陪審團如看到被告沒回應群組訊息，即沒資料顯示曾檢視訊息，可代表被告並不在場。而就被告李家田的證供，法官就引導指即使李家田涉及參與2019年11月中大、理大的示威，均屬「不被控訴的行為」，僅為背景資料，不可用以考慮李是否串謀一份子，而李於被捕時沒案底，具有良好品格，其證供較可信。

法官又指，李家田於警誡下招認指曾到西貢試槍，惟其作供指當時遭警察拳打腳踢及施以水刑，及遭用槍威嚇等，如陪審團認為上述情況屬實或可能屬實，均不可考慮其警誡招認。法官另明言，「反修例事件好多人上街係事實」，認為陪審團「一定知道2019年發生咩事」，指污點證人黃振強和彭軍壕亦分別供稱曾到荃灣、葵涌、中大等示威，而非劉佩凝代表大律師所指般本案沒關於2019年背景的證供，因此基於香港今天的背景考慮使用炸彈及槍對付警察的計劃，與基於當時背景考慮當然不同，陪審團須考慮2019年發生的事件，直言「唔可以撇開佢，憑空諗」，如陪審團接納本案串謀者打算在大型遊行中放炸彈及用槍，「冇可能唔考慮2019年嘅時代背景」。

案件編號：HCCC164/2022、HCCC255/2023

粵語組報道　編輯/網編：畢子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