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主權移交20年，從從前的小漁村，變成「東方拉斯維加斯」，人均GDP躍升至世界第二，澳門也連續12年「全城派錢」，但繁華背後，澳門人真的幸福嗎？（呂熙 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三（18日）抵達澳門，一下飛機，就盛讚澳門主權移交20年來的成就，讓北京政府感到自豪。
習近平說：澳門回歸祖國20年，取得的成就和進步令人自豪，祖國人民和中央政府，也都感自豪。澳門未來發展美好的藍圖，需要我們共同去描繪。
澳門20年來的成就和進步，都有哪些？先來看一些經濟數據，20年前，澳門的經濟總量是518.7億澳門元，但到了2018年，這個數字就變成4447億澳門元，增長7.5倍；財政收入從1999年的169億澳門元，增長至2018年的1342億澳門元，增長7倍；人均月收入中位數，就從1999年的4819澳門元，增長至2018年的16,000澳門元。
然而要說澳門最亮麗的成績，當數人均GDP，從1999年的1.5萬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8.3萬美元，增長4.5倍，目前位列世界第二，僅次於歐洲小國盧深堡。然而相較之下，澳門只是一個土地面積33平方公里、人口總數67萬的小城。
這樣的成績，無疑是一個「經濟奇蹟」，主要得益於蓬勃的博彩業。2002年，澳門政府開放博彩經營權，引入外資公司進入澳門發展娛樂事業，打破了以往單一營運商壟斷的局面，當時適逢中國內地開放居民港澳「自由行」，帶動澳門博彩業高速發展。截至去年底，澳門共有41家娛樂場，成為「全球第一大賭城」，賭業規模甚至已超過美國拉斯維加斯，博彩稅收入佔了政府總收入近八成。
面對突如其來的巨大財富，澳門政府也不吝嗇，從2008年起，澳門政府連續12年，向所有澳門永久及非永久居民派發現金分享，金額亦提升至永久居民每年一萬澳門元，非永久居民6,000澳門元。
但這樣的「現金分享」，又是否真的能讓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像習近平所說的，「幸福感愈來愈強」呢？
28歲的澳門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蘇嘉豪，是澳門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2017年他參選的時候，政綱之一，就是要推動澳門 「永續發展，安居樂業」。
蘇嘉豪說：年青人第一，在安居的問題上很困難，這個不需要多談，沒有一個安心的容身之所，其實就會連帶到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樂業」，如何安居樂業。
翻查資料，澳門主權移交以後，樓價拾級而上，加上澳門開放投資移民，吸引大批中國內地買家到澳門「炒房」，同時換取澳門居民身分，澳門樓價以10年升10倍的幅度上升。雖然投資移民政策在2007年被取消，而樓價也在2014年開始見頂，但已經被抬高的樓價，卻再也回不去，年輕人收入的增長，遠遠追不上樓價的增長。
而除了安居樂業難，蘇嘉豪認為，澳門產業單一，年輕人無法從事自己對口的專業、無法實現自我價值等，都讓這一代的澳門年輕人，慢慢失去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
蘇嘉豪說：很多回歸後的客觀發展，都會削弱這個城市的歸屬感，比如我們人口政策的失敗、過度的發展，比如是旅遊業。大家賺的錢好像多了，但生活質素好像下降了，這是很矛盾的結果。有很多外來的人口，移民又好、外勞（外地勞工）、旅客等等，都不斷在沖淡本地獨有的文化、歷史的建築、很多生活的方式，這些都是年輕人關心的，本地文化的保育。
蘇嘉豪表示，目前澳門政府就是單靠亮麗的經濟數字去管治，無視其他深層次問題，但他擔心單靠博彩業支撐的澳門經濟，是否可以讓澳門「永續發展」。
蘇嘉豪說：這些數字有很多不確定的前景，經濟週期有起伏，靠賭場（支撐經濟）是否可靠？儘管近十年北京多次重複所謂「經濟多元」的要求，但無論如何多元，都無法擺脫「賭場是政府老闆」的現實。可以看到靠這些數字去維護著的穩定，它的脆弱程度，所以這是從數字上看到，未來有很多暗湧。
事實上，2015年中國政府厲行打貪後，澳門的博彩收入一度連跌19個月，雖然後來止跌回升，但就為澳門經濟敲響了警鐘，也讓社會反思博彩業過度發展帶來的後遺症。
蘇嘉豪說：這些急速的經濟發展，根本沒有一個澳門人估計得到，以澳門社會的規模，其負擔及制度，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和考驗，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們的城市和制度完全無法應付這樣的發展，所以衍生的問題就很多。錢多了，監管的制度追不上，可能就有很多貪污腐敗，利益輸送。以往葡國人也會貪，但現在貪的可能是幾十倍、幾百倍。
澳門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區錦新表示，澳門主權移交20年以來，澳門政府一直是一個「商人政府」，向商界利益傾斜，亦經常被質疑有「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之嫌。
觀乎澳門特首的選舉辦法，400人的選舉委員會中，有120人來自工商及金融界，而由於澳門社會一直被各種親中社團把持，選委當中亦不乏和商界有利益關係的社團人士，因此選出的三任澳門特首，包括何厚鏵、崔世安，以及新特首賀一誠，都被質疑和商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而另一方面，目前澳門立法會33個議席中，只有14席是由直接選舉產生，剩下的19席，是間選及官委議員，直選議席不過半，令立法會的組成傾向親政府，無法有效發揮監察政府的作用。而澳門《基本法》沒有雙普選承諾，亦令澳門的民主政制發展缺乏目標，停滯不前。
區錦新表示，澳門目前的房屋問題，最能體現「商人政府」傾重商界利益造成的社會問題。澳門在主權移交後，私人樓價飆升，經濟房屋一直供不應求。以2013年為例，有超過四萬個家庭申請經濟房屋，但政府提供的單位就只有1900個，相當於22個家庭中，才有一戶幸運兒，可以以低於市價置業。
區錦新說：政府手上既有土地也有大量資源，但怎麼都不願多建經屋（經濟房屋），導致很多市民非常困擾，很明顯目的就是為了保護房地產商人的利益，而導致這樣的做法，就是偏重於商界。
區錦新由1989年起踏上政治生涯，1999年回歸前曾任澳葡政府時期的市政議員，到1999年回歸後多次連任立法會議員，一直監督政府施政。但他慨歎，1999年後，監督特區政府，比監督澳葡政府更加困難，原因是澳葡政府相對寬鬆，但特區政府上場後，就和在「一二三事件」後壟斷民間社會的親北京社團組成「管治聯盟」，安排社團代表進入行政會、立法會及各種政府諮詢組織，並以各種基金，以公款資助社團，共同分享政治和經濟利益，令親北京力量壯大，從而對抗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以及監督社會的力量。
區錦新說：親北京系統壟斷澳門民間社會這麼多年，也令很多澳門人對北京政府比較信任。這個情況下，如果我們民主派提出普選訴求的話，其實沒有足夠的民間力量去支持，變成有點曲高和寡的情況。
在教育方面，2009年中國國務院把珠海橫琴島東部一幅約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給澳門政府，興建澳門最高學府，澳門大學的新校區，並批准按澳門法律管轄。新校區在2013年正式啟用，比原校大20倍。時任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形容，新校園是中央送給澳門的一份厚禮。
然而第二年，澳門大學就傳出打壓學者的醜聞。一向敢言，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澳門大學前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仇國平，2014年被校方通知不予續約，相等於被解僱，令外界關注澳門的學術自由情況。仇國平當年曾批評政府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保守，之後被親北京立法會議員去信校方投訴，校方召開紀律聆訊，最後指他違反大學專業操守指引。
仇國平說：他（校方）不會說你有些甚麼你不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研究，但當你做了一些事情讓他覺得不應該、不適當，他隨時都可以介入，而這個介入可以是很強烈，因為始終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澳門的大學教授是沒有終身聘用的，要解僱一個大學教授都是很容易的。所以大學教授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自我審查都是很明顯的，或者制度上不能有效地保障學術自由。
而在2017年，原浙江大學常務副校長宋永華，獲特首崔世安委任為澳門大學校長。他是中共黨員，而當時澳門大學校董會只推薦了宋永華，作為澳大新校長唯一候選人，被質疑缺乏嚴謹的全球公開招聘及遴選機制。
仇國平說：在大陸找一個黨員來做校長，意味著甚麼呢？給我的感覺就是，似乎政治上的監控，政治上的控制，高於學術提升方面，所以有了新校園是否代表提升了學術水平呢？我倒不覺得。
仇國平曾在2012和2013年撰寫澳門人權報告，他表示現在的澳門，無論是在新聞自由，還是政治權利上，人權情況都不斷變差。新聞自由上，官方對澳門傳媒的操控愈來愈明顯，由原來的傳媒自我審查，變成官方直接下指令，更在習近平訪澳前夕限制中外記者入境。全城安裝「天眼」人面識別系統，監控個人私隱，法院也難再推翻警方有關公眾集會的決定。
仇國平說：前幾年，澳門至少都會做個樣子，去做一些政治改革的諮詢，後來就（在立法會）加了兩席的直選議席和兩席間選議席，現在連這些門面功夫都不去做，所以在人權方面，澳門已比不上以前。
社會問題未解決，民主人權受壓制，澳門的民主發展還有空間嗎？區錦新表示，他們仍會努力維持澳門社會上爭取雙普選的聲音，而方式可能是用民生議題，讓民眾反思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區錦新說：政制上難以即時改變的時候，如何爭取在民間社會，去推動公民社會的成熟，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呢？例如我們很多時候會用一些民生的問題，去帶動民主訴求。舉個例子，為何政府手上有那麼多土地，這麼多資源，為何不願意多建公共房屋呢？這個很明顯，要引渡市民明白到這是因為政治體制的問題。如果行政長官是普選產生而不受小圈子利益集團影響時，可能政府願意多建公共房屋去抒緩或解決市民的需要。
蘇嘉豪就認為，澳門2014年的「反離補運動」，其實就是一次民間反抗力量的爆發，而除了這一次引起國際關注的抗爭以外，其實澳門的抗爭一直都沒有停過。
蘇嘉豪說：反抗的意識是一直存在的，隨著大家的教育水平高了，大家的見識多了，接收的資訊愈來愈快、愈來愈流通，這一些反抗的意識是可以傳播，可以成長的。所以我們在地時，我發現很微觀去看時，一直都有這些種子，下一個開花會是何時？沒有人會知道，我覺得每一個腳印都是來日的歷史。
從1999年後持續多年的工人運動，到現在愈來愈多年輕人對環保、動物權益以至性別平權等議題發出呼聲，雖然未必足夠引起外界關注，但小城卻在不知不覺間，種下反抗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