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周一(4日)在一場探討中美關係的學術座談會上,罕見以普通話在白宮錄製開場演講,談及「五四」的啟蒙意義。講稿摘錄如下:
這是我第二次有幸在維珍尼亞大學米勒中心與聽眾交談。約十年前,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後,我應邀在米勒中心發言,內容是我從兵役中學到的知識,還有軍隊與公民的關係。
這次活動恰好是在「五四」一百零一周年之際。我知道,這是個很好的切入點來展開從美國的視角討論關於中國的過去和現在。
1919年的「五四」,一次大戰結束,北京數千大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抗議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西方國家為了安撫日本帝國,將德國在山東半島「權益」轉讓日本。遊行到天安門的學生高喊:「還我山東!」,「拒簽《凡爾賽條約》!」等口號,警察強力驅散示威人士。正如政府關閉和平表達的途徑後經常會發生的那樣,一些學生訴諸暴力,抗議升級。意識到民怨沸騰,中國政府拒絕簽署《凡爾賽條約》。
三年以後,在美國的幫助和調停下,1922年在華盛頓海軍會議達成協議,中國收回了山東。然而,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學生們發起的運動,意義遠遠超越了對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的憤慨。它激勵了對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探索。正如John Pomfret(潘文)所描述的美中關係歷史中提到,「五四」運動在於「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賽先生」和「德先生」是那次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口號。有人稱運動為「中國的啟蒙運動」。
現在我想花幾分鐘,來回顧幾個張揚了「五四」精神的中國人。
很自然,胡適是「五四」時代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之一:此前,他已經是個為中國現代化而努力的重要思想家。出生在安徽省的胡適,同魯迅和許多成名作家一樣,當時到國外留過學。在康奈爾大學他從學農業,轉向學習哲學。
胡適貢獻給中國人最偉大的禮物是語言。之前,中國的書面語言「文言文」幾個世紀以來基本上沒有變化。許多研究證明,文言文與白話的距離,不亞於拉丁文同現代意大利語。書面語言的艱深,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設置了鴻溝——這是問題的關鍵。文言文,還有識字本身,主要由少數政治精英和讀書人掌握,他們最大的願望是「中舉」,讀書不是為了普羅大眾。與此相反,胡適認為文字應該反映人民的聲音,而不只是記錄先賢。 「是甚麼時代的人,說甚麼時代的話﹗」他推廣白話文,確信文字要普及。他對中文語言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
北京大學的儒家學者和西方文學教授辜鴻銘,嘲笑掃盲。他在1919年8月寫道:「想想四萬萬人,九成識字,結果是甚麼。 想一想,在北京,苦力、馬夫、司機、剃頭匠、店小二、小商販、獵人、懶漢,流浪漢都有文化,同大學生一樣,都想參與政治,我們的美妙處境會怎樣呢?」
這種精英沙文主義一直阻礙了「五四」所擁護的民主理想。胡適運用他所推廣的白話,巧妙地反駁了反對全民社會契約的論點。胡適說:「民主的唯一途徑就是民主」,「政府是一門手藝,需要實踐」,胡適根本不在乎精英主義。
但「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經常受到各方指責,政府官員或御用文人曾經指責,「五四」運動偏袒西方,中國氣息不夠,甚至不愛國。
但學者張彭春的生平事蹟,駁斥了「五四」不夠「中國化」的觀點。同樣是「五四」一代,像好友胡適一樣,張彭春拿到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出於對戲劇的愛好,他第一個把「花木蘭」改變成為舞台劇。他把西方話劇介紹到兄長資助的南開大學;再把名旦梅蘭芳邀請到美國演出西化的京劇。
這最終彰顯了張彭春的最高成就: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決定性貢獻。這份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主持的國際專家小組起草的。代表中國的資深外交官張彭春是該小組的成員。 《宣言》的目的是通過道義上的要求,使政府尊重基本人權來防止專制和戰爭。 1948年宣言中規定的人權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遭受酷刑、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宣言》在聯合國通過後的短短幾年,對中國缺乏民主感到沮喪,張彭春辭去了外交官職務。不難發現,張彭春對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斷並不來自於古希臘哲學,而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對領導的品德要求。張彭春和胡適都知道「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不過是一派胡言,是最不愛國的論調。今天的台灣就是鮮活的證據。
那麼,如今中國「五四」精神在哪裡呢?在我看來,現在「五四」的繼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識的中國公民,其表現在於他們做出的大大小小的勇敢行為。李文亮醫生就是這樣的人。李醫生並不是尋求拯救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個眼科醫生,年輕的父親。他先是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動,然後才是更大的英勇舉措。 12月下旬,他最初是通過微信向幾名醫學院同學傳遞警告,說武漢醫院發現嚴重的冠狀病毒病例,敦促朋友們保護自己和家人。
他的警示,沒想到,在網上被廣為傳播,李醫生感到不安。不安是有充分理由的。醫院主管迅速告誡他,不要透露冠狀病毒病例的消息。然後,李醫生,因「在互聯網上發表虛假評論」,受到警察的「訓誡」,被迫簽字承認「造謠」,被威脅訴訟。如果有人懷疑,這只是地方警察的過激行為,那麼官方動用中央電視台對李醫生所謂「謠傳」大肆宣傳,會消除任何疑問。
然後,李醫生做了一件大膽的英勇舉措。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附上了警察的警告信。全世界都密切關注。那時李醫生已經感染了冠狀病毒。他在二月七日的去世使全世界人民感覺像失去了親人一樣。李醫生告訴記者:「我認為,健康的社會,應該有多個聲音,我不贊成公權力的過度干預。」 李醫生使用的是胡適的「大白話」。
在今天的中國,見記者,或當記者都需要勇氣。如今在中國,連找到國內外的調查記者都難上加難。一些試圖揭露武漢疫情的公民記者失踪了,包括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最近幾個月,被驅逐出境的外國記者人數超過了幾十年中被蘇聯驅逐出境的人數。
當政府壓制有點勇氣的普通行為時,往往招致更大膽的英勇行為。
過去的幾個月中,有許多人表現出道德和行動上的勇氣,都在追求一個世紀前胡適、張彭春後幾代人的共同理想。他們中有政治人物、有人把生命獻給了信仰,也有人遵循中國傳統的良心學者,很多是普通公民。許章潤、任志強,許志勇、伊力哈木、方方、20位拒絕上帝服從共產黨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數百萬為法治—法律的統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這些還只是少數。
今天,五四運動進入它第二個世紀。它的最終遺產將是甚麼?這個問題,只有中國人民才能回答啊。五四運動屬於他們。「五四」的民主願望還會等到下一世紀嗎? 「五四」的核心思想會不會每次都被官方的審查而抹掉?今天仍然堅信這一主張的人會被稱為「不愛國」、「親美」有「顛覆性」嗎?我們知道共產黨會盡量這樣做的。畢竟,毛澤東對「五四」英雄中少數仍被官方承認的最著名作家魯迅的寬容度也是有限的。 1957年,官員羅稷南問毛澤東:「魯迅今天還活著會怎樣?」毛澤東的回答語驚四座,「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那些有志在中國尋求真理、說真話的人可能會感到安慰,魯迅寫道:「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真實。」
最後,從美國的角度來看:胡適以解決問題而不在乎抽象政治理論著稱。但是,讓我打破他「少談主義」的規則,試問今天的中國是否能從少一些民族主義和多一些平民主義中受益。平民主義民主較少關注左與右,而是關注上與下。就是說,少數人需要得到多數人的同意。當掌握特權的人脫離群眾、變得狹隘和自私,平民主義能使他們退縮或出局。
類似的想法不也在「五四」精神中存在嗎?胡適的白話文難道不是針對自覺了不起的貴族嗎?難道不是對傳統權力結構的宣戰嗎?不是要在中國建立「民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嗎?世界將等待中國人民最終提供的答案。
（編按：講稿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