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宣布2028/29年度「經常帳目」才能實現收支平衡時，新加坡已悄然完成其第三代經濟轉型佈局。兩座曾並駕齊驅的亞洲金融中心，在後疫情時代的財政政策選擇，正將彼此競爭力差距拉大至史無前例距離。
香港的財政困境已無可掩飾：財政儲備從2019年的1.16萬億元高位，預計將在2025/26年度「腰斬」至5800億，僅相當於8個月政府開支，較陳茂波上任時的28個月大幅減少，創回歸後新低。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剔除發債與基金回撥等財技操作，2024/25年度實質財政赤字達2800億，相當於政府總收入超過一半。
對比新加坡2024年預算案，當地已扭轉連續三年合計財赤161億坡元，（折合約932億港元，未及港府一年「蝕」得多），更錄得64億坡元（約370億港元）盈餘，並預計2025年財政盈餘進一步提升至68億坡元，同時推出總值107億坡元的「未來經濟配套」，展現出「經濟防禦+戰略進攻」的雙軌思維。
從財政儲備到赤字危機的十年變局：緊縮療法VS增長投資
香港的「赤字恐慌症候群」已顯現三重危機：稅基崩塌導致印花稅收入較2018年高峰腰斬，地價收入僅達預算的42%，創廿一年新低；民生擠壓效應加劇，薪俸稅退稅較高峰大減九成半創18年新低，疊加「兩元乘車」優惠縮水，離境稅急增67%形成跨境消費抑制，使基層生活成本指數突破警戒線；產業空轉問題惡化，創科投資佔GDP比重維持0.99%，不及新加坡（1.8%）的四成，更遠低於深圳（4.2%）的創新投入強度。
新加坡則以「戰略赤字」換取競爭力儲備，令去年GDP增長加快至4.4%，遠高於香港的2.5%，更將投入10億坡元設立半導體研發中心，開發人工智能及量子計算（是香港預算案公布的六倍），爭取產業年增長兩成的明確目標。當香港仍然糾結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時候，新加坡早已推動製造業佔GDP比重回升至21%的十年新高，當中包括高增值的新興產業如半導體、晶片及生物醫藥。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新加坡人均GDP已達14.8萬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盧森堡。而香港人均GDP則為4.49萬美元，僅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已跌出全球前十。
評級機構的「紅旗警報」- 降級風險正在提升
國際機構的擔憂正轉化為具體時間表。政府官員儘管稱在預算案發表前已與評級機構溝通，但顯然評級機構並不「收貨」。當中標準普爾指出，港府2024年赤字率估計已達6.2%，今年約在5%水平，政府流動資產佔GDP比率按標普估算已由2018年的46%，降至今年約27%，直言支撐香港高評級的因素正逐漸被削弱，降級風險正在提升。另一評級機構穆迪前年年底將香港信貸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目前亦確認會維持「負面」評級展望。
另一評級機構惠譽亦指出，《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增加收入方案難以帶來重大刺激，港府減少支出的速度較預期慢，將繼續令本港財政儲備減少，導致其信貸結構風險增加。儘管香港政府經常強調政府債務佔GDP比重只有12%，遠低於新加坡175%，但據惠譽估算，截至3月底止年度，香港政府的整體債務實質佔GDP比率為57.5%，當中，大部分為金管局發行的外滙基金票據等用以支持聯滙的債券，更關鍵是香港負債水平將持續上升，未來數年赤字更會高過相同信貸評級的經濟體，並繼續拖低財政儲備金額。
對於港府的滅赤計劃，惠譽直言其速度較2024年確認香港「AA-」評級時慢，意味着財政儲備跌勢會較該行預測快，信貸結構風險正在增加，對外部衝擊的抵禦能力持續削弱。
相較之下，新加坡稅基遠較本港寬闊，當地政府三大收入來源依次為企業稅、消費稅（GST）、個人入息稅，金額分別為309億、206億、190億坡元。其中早於1994年開徵的消費稅，對庫房的貢獻比個人入息稅更高，政府更預計收支最少直至2030年仍會維持平衡。
相較於香港的結構性財赤，新加坡建構的「雙重緩衝」機制可寫成財政教科書。憲法強制的國家儲備金制度要求至少保留50%財政盈餘作為戰略儲備，亦禁止使用借款應付政府日常開支，債券發售所得款項，撥入政府100%擁有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管理的基金，配合淡馬錫與GIC管理的超2萬億坡元主權財富組合，形成年均7%回報率的逆週期調節引擎。這種制度設計使其在惠譽「抗衝擊能力指數」評量中獲得87分高位，較香港的63分顯現出顯著優勢。
由於庫房「水浸」，令新加坡可以向居民派錢，每個家庭獲派800坡元（約4600港元）全民消費券，還有按人頭派錢，每名21歲至59歲公民額外可獲600坡元購物券，60歲以上公民更可收到800坡元購物券。這對於香港福利逐步削減的中產及基層家庭，只有無限羨慕。
「最後24個月」的改革窗口關閉前的終極選項
以評級機構提出的警告，顯示留給香港則只剩下「最後24個月」的改革窗口，政府嘗試透過引入高才通及投資移民打破人才缺口，但成效卻屢被質疑：總勞動人口較2018年高峰仍少18萬人、高才通簽證更被質疑濫用缺乏真正移港人才。至於「豪賭」北部都會區成未來增長引擎，投入以萬億計資金最終是帶來增長還是對內地的利益輸送，顯然仍然存在巨大不明朗。
當香港官員嘗試以「財技」區分「經常帳目」及「非經常帳目」，巧立名目計算赤字百分比時，新加坡已建立「國家資產負債表管理」框架，將每1元赤字轉化為1.7元的未來收益。香港的「平衡預算困局」使其預算案淪為「數字遊戲」－透過發債淨額計入綜合帳目的財技操作，28/29年表面盈餘可能掩蓋持續的赤字，但撇開發債赤字仍是深不見底。而新加坡憲法強制的「財政儲備資金池」，正將其預算案轉變為「競爭力投資計劃書」。
兩地政策選擇折射深層治理思維差異。香港的「帳本平衡術」以犧牲民生福祉追求機械式收支平衡，新加坡則容忍3.7%結構性赤字，將財政資源轉化為國家競爭力儲備。這種分化在基建投資領域形成致命落差：香港「北部都會區」2萬億投資陷入財政可行性爭議之際，新加坡「大南方濱海走廊」已吸引谷歌、輝達等科技巨頭建立區域總部。
國際評級機構的數據模型指向殘酷結論：香港若不能啟動財政思維的根本革新，恐將面臨慘痛教訓——制度優勢的消逝速度，遠快於財政儲備的消耗速度。當評級機構下次調整評級時，香港失去的可能不僅是AA+的字母符號，更是整座城市的未來選擇權。
-顏寶剛（前《有線財經台》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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