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六四”被遺忘者受到的“雙重懲罰”| 觀點


2019-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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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六四”被遺忘者受到的“雙重懲罰”| 觀點

主持人: 你好,觀衆朋友,這裏是自由亞洲電臺的《觀點》節目,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向大家問好。節目一開始我想向大家抱歉,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嗓子出了問題,最近似乎越來越嚴重。請大家多多包涵,我希望慢慢可以恢復到我原來的聲音。好,今天來我們節目做客的嘉賓是旅居德國的作家、詩人廖亦武先生。今年的64號是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事件的三十週年。廖先生的著作《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在六四前分別以法文、英文推出最新的修訂版。廖義武說,當年中國政府用子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民衆;六四鎮壓之後,他們又用發展經濟這個鴉片麻醉了國人,也麻醉了西方世界。今天的《觀點》節目就要請廖先生和我們聊一聊這本書

《子彈鴉片》收錄了天安門三君子之一餘志堅、畫家武文建、六四最後一個囚犯苗德順等30年前參與八九民運的普通人的故事。而這本訪談錄的緣起,是因爲他遇到了一個叫武文建的畫家

記者:我知道您的這本《子彈鴉片》記錄的都是所謂的“六四”暴徒。那您當時爲什麼會想到要寫這本書呢?

廖亦武就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2004年還是05年,我遇到了一個“六四”暴徒叫武文建。他當時喝了點酒就開始罵我。

記者:罵什麼呢?

廖亦武他就覺得憤憤不平的。歷史也沒啥可信,完全是胡說八道。他把那個擋軍車,大家上街,就是那種純粹的一種激情,那種和坦克對抗,那種血肉之軀然後站上那個街頭,他們就是爲了保護學生。他甚至講了方勵之:“我當時,我這個十幾歲的孩子我就受你的感召,然後你在某個大學的演講,我就受你的感召,後來纔有這種上街去和他們對抗的這麼一個行爲。結果你就跑進了美國大使館,你還是一個關鍵時刻掉鏈子的這麼一個人。”這些當時對我來說,我覺得如雷貫耳。然後他說這些精英都是一些掉鏈子的人。後來他就帶着我採訪了很多暴徒。

記者:這些所謂的“六四”暴徒,他們其實都只有20歲上下,是不是?在您的接觸當中他們到底是怎樣一個羣體?

廖亦武普通的市民,普通的工人,普通的老百姓,他們那個時候就上街,把那些公共汽車推橫起來,阻擋軍車進城。那都是解放軍啊......或者說,有點像電影,在一個瓶子裏面,裝點汽油,扔那些東西。

廖亦武說,在他看來,這是中國的歷史上唯一一次老百姓作爲主體,直接對抗獨裁政權。但到最後,受到擁戴的卻只有那些逃亡海外的學生領袖

廖亦武吾爾開希還跟我講了一個事情,說他們當時在法國,法國的總統也接見他們。法國人特別得浪漫,把他們當成英雄一樣地接待。那個拉菲的酒廠還以吾爾開希的名字和頭像做了一集裝箱的酒。

記者:這些市民我看到他們都被判得很重,有些是無期徒刑啊,還有一些是死刑,還有就是20幾年。

廖亦武死緩,還有槍斃了一些。

記者:對。但是相對來說,那些被捕的學生領袖啊,還有一些普通學生,他們都被判刑判得比較輕。對這個現象您是怎麼樣的觀察呢?

廖亦武共產黨覺得它真正的威脅是這樣一部分人。因爲學生那個時候,一個是年輕,第二個受到國際上非常多的關注。你看很多天它的焦點都集中在天安門。你鎮壓學生的話,國際輿論肯定就是,報道得非常......,焦點就是那個東西。但是如果說,你這個市民,包括還有餘志堅、就是扔臭雞蛋的,你不是學生,他們就是處罰得很重,甚至當時槍斃了比較多的人。那麼這些人關起來最起碼都是7、8年,十幾年,無期徒刑,死緩。而且進去之後都是被暴打,被打得死去活來。

記者:對,我看您這本書的時候,很多描寫都好像是像人間煉獄一般。 在你的採訪過程當中,有哪些受訪者的遭遇是給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

廖亦武這個《子彈鴉片》的法文版,他們取名爲《雙重懲罰》,就說坐牢被懲罰了一次,出來社會被遺棄又被懲罰了一次。法國人還是相當會取名字的。他說這些人坐了一二十年,二十多年,出來之後這個社會完全變了。這些人出來之後也沒人管。他們往往就說 ,40多歲的人,好多人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這個下場是非常慘。在2016年,最後一個“六四”的政治犯叫苗德順,就是他出來,出來了之後,本來這個人就已經是懵頭(懵腦)......出來之後他就失蹤了。他家裏面父母也死了,不知道該在什麼地方去找他。他在監獄裏面是個硬漢,所以說扛着扛着(折磨)出來。出來時因爲他是“六四”的最後一個所謂的暴徒,當時《紐約時報》還發了關於他的文章,但是過了之後就是迅速煙消雲散。大家也不知道這個人到哪去了。還有一個叫王重喜(音),他就是完全瘋了,經常有人在垃圾桶旁邊看到他。

記者:所以這個境況可能比在監獄中還要慘。我記得您提過,您寫《子彈鴉片》的時候覺得非常對不起一個人,就是餘志堅。爲什麼你有這麼大的負罪感呢?

廖亦武當時餘志堅…...我們是已經好多年沒聯繫了。他突然打電話給我,他就說,我就是餘志堅。我當時的確是愣了一下。他劈頭蓋腦就問,你那個英文版到底什麼時候出來? 我說,我現在真的不知道。現在世界上發生的災難這麼多,中國的災難也不是唯一的,而且況且那個美國人的話......過去要這麼多年的話已經沒有多少人還會關注這一事情。所以說,推進得比較艱難。他說,你那個書出了之後的話,至少會有幾個人知道我嘛。 要不是我在這邊也沒有人知道。雖然說我是到了自由的世界,他說我就在這邊做一些清潔工,沒有人知道這個。我當時一下愣了,愣了之後,但是我還是按照我的思維,我覺得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反正我也在盡力嘛。我也得說服別人。後來,隔了半個多月他居然死了, 這個對我就是太震驚了。

廖亦武說,餘志堅他最後說了一段話讓他非常難過

廖亦武我就問他,你對未來有什麼想法,有什麼希望。他說,未來沒什麼希望,這麼一個羣體會被徹底地忘記。我們也不會成爲一個歷史的主角,反而我們的存在是一種恥辱,會讓那些精英, 那些在臺面上的人,會讓他們感覺到不自在。

記者:您剛纔提到,餘志堅說他們這個羣體的存在,可能是對一些精英來說甚至是一種恥辱。您個人的觀察呢?您覺得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爲什麼會這樣子呢?

廖亦武那當然。這個世界永遠都是精英主宰。比如說 2010年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有一個法國的,叫劉偉明,他現在是中國民主黨的負責人,這個人他就非常的底層。他當時就覺得這也是個很高興的事情,我們自費也應該去啊,去奧斯陸。當時他們就想進去嘛,因爲外面天寒地凍,非常得冷,冰凍三尺。就被皇家衛隊給攔下了,因爲他們不在這個名單內。然後他說聽見裏面的音樂的聲音,那些精英們,他們碰杯的聲音也聽得見,講話也聽得見,音樂也聽得見,他們就是進不去。在外面兩個小時,差點凍僵了,他說。

在新修訂的版本中,廖亦武也加入了他爲好友、2017年在關押中離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寫的輓歌,還有他與劉曉波遺孀的一些書信往來

廖亦武:一個作爲平民的代表就是餘志堅,一個作爲精英的代表就是劉曉波。後來我就是終於放了一篇劉曉波的最後時刻,在《子彈鴉片》裏面。原來我不準備放這個,因爲這是一個關於平民抗暴者、平民英雄的書。後來放了一篇劉曉波,就是因爲劉曉波他在被謀殺的時候那個殘酷、那個慘烈的一個狀況。我覺得不亞於一場戰爭。

記者:“六四”馬上就30週年了。您剛纔也提到了劉曉波,提到了餘志堅。30年過去了,您覺得“六四”…...在不久的將來平反“六四”,您覺得有希望嗎?

廖亦武:其實我沒想這個問題,我只是想到一種......昨天,它依然是發生在昨天。美國有一個片子,就生於什麼什麼年,好像美國獨立日那一年。我也可以算得上是生於1989,就是我朗誦《大屠殺》的那一刻。這個是我直到現在的這麼一個記憶,哪怕我現在在西方的確是得了很多獎,然後也有一定的發言的平臺,甚至有時候顯得非常忙,但是我的來源是那個時候。就這樣我寫的那首歌一樣,我會在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遠年輕。當然我們這些活人會逐漸變成老頭,如果說沒有短命的話。然後,死者他自身永遠年輕。 我覺得時間在我們的記錄當中,它有一點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不大。我只是把這個書出出來,讓人們記住這個。

 

月夜穿過回憶

想起我的愛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遠年輕

 

這是廖武表演的《八九悲歌》。這一悲歌綿延不絕,延續至今。廖義武說,他願自己是這個時代的錄音機,這段歷史的見證人

主持人: 武說, 餘志堅們被歷史遺忘太久,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其實並不願意沉默,如果你讓他們說,他們的嗓門說不定比天天發言的精英們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囂。而這次六四”30週年前《子彈鴉片》在西方世界出版,也許是這些六四抗暴者最後的發聲機會。好,《觀點》節目,讓我們分享不一樣的觀點,我是主持人唐琪薇,非常感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我們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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