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企業家萬潤南（上）：習近平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爛｜觀點

旅居巴黎的原四通公司創始人萬潤南，是上世紀8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企業家。萬潤南告訴觀點，鄧小平是個悲劇人物。89年血腥屠殺是鄧政治生命中的污點，但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功是鄧。而習近平執政後搞的紅衛兵政治，把一手好牌打了個稀巴爛。完整鏈接：#習近平#鄧小平#趙紫陽#八九六四#四通#紅色賭盤

 

 

主持人：大家好這裏是觀點，我是唐琪薇。今天的觀點節目我們通過視頻連線，訪問了人在巴黎的著名企業家萬潤南先生。說到萬潤南這個名字 ，今天的中國年輕人恐怕比較陌生。作爲中國最早的信息科技企業四通公司的創始人，萬潤南是20世紀8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企業家，沒有之一。1984年，清華大學畢業的軟件工程師萬潤南離開了他所供職的中國科學院，和幾個同伴湊了兩萬元人民幣創業，到兩年後正式成立公司時，北京四通集團的註冊資金已經高達一億元人民幣。而那個時候，柳傳志的聯想剛剛起步，任正非的華爲還沒有創立。

 

萬潤南：實際上我當時在中科院計算中心是軟件工程師。當時實際上中國最早的一些電腦應用項目，就是從我們這代人開始做的。但是科學院長期也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說它這個科研跟生產跟經濟脫節，就是關起門來搞科研。追求的是什麼呢？是所謂樣品禮品貢品。怎麼講呢？就是說科學院它搞的好多研究，它就是爲了要想怎麼向十一獻禮啦，向七一獻禮啦，這是禮品。另外呢做出一個樣品，還有呢？展覽會的展品。我們當時大概主要有七位工程師選擇了離開單位。

 

記者：在當年有哪些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曾經在經濟改革中直接支持過像四通這樣的民營企業呢？

 

萬潤南：大部分可以說，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裏的那些官員對四通都是看不慣的，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當時）科學院有許多人員寫告狀信，認爲四通這樣的公司破壞了科研的正常進行，需要查辦，所以八五年的時候，（當局）就派了一個龐大的工作組來調查我們這家企業。其中鄧小平還親自在上頭批示，就是要把我們嚴辦。

 

記者：有哪些領導人是支持（四通）的，像趙紫陽啊，他是不是很支持呢？

 

萬潤南：對，最支持四通的就是趙紫陽。當時甚至流傳一種說法啊，因爲以前把好多企業看作是某個領導人的抓的點，典型對吧。那麼當時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也搞了一個公司，叫康華公司。當時有流行一種說法，就說康華是鄧小平抓的點，因爲是他兒子辦的，說是四通是趙紫陽抓的點。其實我們成立和發展跟趙紫陽沒有關係。但是趙紫陽在看到四通的成績以後呢，是非常讚賞的。當時有個（新華社辦的）雜誌叫《瞭望》雜誌，就把四通作爲封面故事，那麼在國內影響當然就很大了對吧。我們當時已經有到很多學校，去鼓動大學生畢業以後參加我們的事業。

 

記者：您剛纔提到當時的《瞭望》雜誌把四通當作封面故事，我知道大概差不多同樣在四通最鼎盛的時候，美國的《電子商務》雜誌也是把您作爲封面人物，稱四通是鄧小平與資本主義調情的最傑出的成果。我剛纔聽您說，鄧小平其實並沒有那麼支持四通，那時隔三十多年

您如何看待這個評價呢？

 

萬潤南：實事求是地講，四通確實跟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是相關的，這是一個大氣候，但這不等於說他就親自扶持了我們，我們這個大氣候呢，是靠整個改革開放。這個改革開放確實是鄧小平當政以後所推行。

 

記者：同樣是這個《電子商務》還稱您爲中國新一代的紅色資本家。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紅色賭盤》的作者沈棟，他認爲在中國其實每一個商人都是白手套。您和四通當年也充當過這個白手套的角色嗎？

 

萬潤南：我們沒有，正因爲我們沒有，所以我們不是紅色資本家，你比方說（中信公司創始人）榮毅仁是紅色資本家，因爲他搞的那個（企業）實際上都是中國政府給錢的，而我們是沒有國家一分錢投資。所以趙紫陽很稱讚四通在哪裏呢？就是說我們不要國家的投資。所謂四自：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由組合自擔風險，那麼他認爲企業就應該是這樣。當時的所謂白手套有的是，這方面，但是應該說我們不是。

 

記者：所以四通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嗎？ 

 

萬潤南：應該說是。這麼說吧當時這樣的企業也有，但是大部分是所謂官辦或者半官辦，我們的成功就在於我們管的婆婆最少，所以我們當時說我們是三高麼：是高效率高效益高境界。同樣是中關村的企業，我們領先其他企業不是一點半點。怎麼個情況呢？比方說整個中關村在海淀區，海淀區當時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就是四十個億，我們就佔四分之一十個億。那麼中關村一條街所有的幾百家科技企業，一共是二十個億，其中一半是四通。就其他幾百家加起來就相當於四通，那個幾百家企業裏就包括了現在的聯想。

 

主持人：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前夕，時任中國國家領導人趙紫陽建議把四通總裁萬潤南，列爲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對象，在1980年代中國政府試圖給民營企業創造平等競爭條件的大環境下，萬潤南和他旗下四通的事業發展得如火如荼。直到1989年民運的爆發。作爲企業家的萬潤南在支持民運的同時，試圖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希望通過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來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另外一件事是聯絡學運領袖和知識分子，勸說學生們適時離開廣場。遺憾的是，這兩件事都沒有做成功。

 

記者：您現在回想起來，您覺得“八九”民運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不同的結果？這些結果又會如何影響到中國之後社會的發展走向呢？

 

萬潤南：談到這些往事啊許多人感慨，中國的發展都會遇到一些關節點、或者叫做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着各種選擇，往往最後都是選擇了那個最壞的。六四就是這樣。你比方說如果學生撤回學校了，軍隊也回營房了，不發生衝突對吧。朝野之間開始一種良性的對話，因爲那個時候已經有對話了對吧，把這種民間跟政府之間的交流對話，形成一種制度性的東西保留下來，那麼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慢慢起步了。這是一個最好的可能。中間的可能是這樣，當局甚至要所謂要秋後算賬，要如何，但是它不發生流血衝突，這是中間的辦法；最不好的可能就是發生流血衝突。你知道我們當時主張召開緊急人大（會議），主張學生撤退，其實李鵬他們是非常惱火的，爲什麼呢？實際上他們是想拱火，

 

記者：他們是希望流血......

 

萬潤南：哎流血，流血以後他們就可以有機會，那麼我們是不希望流血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想連趙紫陽都是這樣的一種命運，我們的命運怎麼可能更好呢？

 

記者：您說到這兒也有一種說法是，這場民運發展到最後的局面，其實是變成趙紫陽跟鄧小平的權力衝突權力之爭，留在廣場的學生成了犧牲品。也有這樣的說法，我不知道您的觀察如何呢？

 

萬潤南：我的觀察是正好相反。當時是有權力鬥爭，但是不是鄧和趙的權力鬥爭，是鄧和陳雲的權力鬥爭，或者說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權力鬥爭。現在普遍認爲六四是趙和鄧的一個權力鬥爭，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而且我知道鄧小平可以說非常可惜，鄧小平是個悲劇，某種意義上來說有許多事情他想做，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最後釀成了這麼一個悲劇。某種意義上來講許多事情，都是鄧把好多事情反應過度了，估計得太嚴重了。最後呢，實際上是錯失了機會。其實在這個方面，我在清華有一個學長叫楊繼繩，就是寫《墓碑》的那位。但我認爲他真正有歷史價值的是他那本書，叫《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說當時是雙峯政治，一個山頭是鄧小平這個峯，山峯，另外一個山峯是陳雲，他們有不同的改革的想法。當然了我們參與改革的人來講，都是支持鄧小平，改革派，包括他改革派的大將，一個是趙紫陽一個是胡耀邦，確實是89年的改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鄧小平後來南巡到深圳去講話，陳雲了他一輩子沒有踏上深圳一步，可見他對這個事情的一種態度。

 

主持人： “摸着石頭過河”是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中被反覆強調的方法。四通公司的英文名是STONE，石頭的意思。萬潤南說，四通成功了是問路石、是里程碑；不成功，也是一塊鋪路石。1989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首都報紙分別在主要版面刊登了同樣標題的文章：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被中國政府點名爲“六四黑手”之一的萬潤南，從此以後，命運完全被改寫。

 

記者：六四之後有一大批中國最頂尖的知識分子，還有像您這樣的商界精英背井離鄉。但是中國社會似乎並沒有因爲你們的離開而停止發展。剛纔您也提到南巡，南巡之後這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讓不少中國人淡忘、甚至是否定了你們當時的付出和犧牲。您的觀察如何呢？

 

萬潤南：是這樣，這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十來年），在六四這個悲劇發生之後，鄧小平所提出的一些對策，他腦子很清楚。你看鄧小平說話言簡意賅字很少對吧，發展是硬道理六個字，不當頭三個字。實際上對內對外的大政方針，這個調子定了。你別看不當頭這三個字，第一不當頭是什麼意思呢？第一是我不當頭對吧，我不去當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這個頭；第二呢還有一個，實際上還有一個，讓美國當頭。美國的政治學者叫福山，他見過習以後他有一個評價，他那個評價挺有意思，他說歷史將會證明習是一個壞皇帝，但他又補充了一句，但是鄧是一個好皇帝，鄧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好皇帝。

 

記者：所以您是很同意福山的這個評論嗎？

 

萬潤南：嗯我同意。因爲這麼說吧，中國能夠有今天的成就啊，這40年首功是鄧，當然了他底下的胡耀邦趙紫陽的這些大將，也起了關鍵作用對吧，但是真正開創這個時代的是鄧。我們當時在勸學生離開廣場的時候，當時海淀區的一些領導具體講就是那個張福森，他是海淀區委書記，就是後來當司法部長，當新疆和這個北京市委書記的，他當時深夜兩點凌晨兩點敲我的門，跟我講意思說，他當時就講得很直白，他的意思就是說現在呢趙和鄧顯然是有不同意見的，因爲在對待學生怎麼處理的問題上對吧，是有不同意見。他意思說我們要支持鄧。我說當然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鄧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們四通，也不會發展。我們現在勸學生離開廣場，千萬要避免發生流血事件，這個也是爲了鄧呀對吧，是爲了學生也是爲了我們也是爲了鄧。我說老鄧如果真是流了血，他這一輩子這個英明那就毀了對吧。等於說做了這麼一件事，這不是把他自己也毀了麼。鄧在89年是血腥屠殺，這是他政治生命當中的一個污點，但是評價一個歷史人物還是要實事求是，對吧。

 

記者：習剛執政的時候我看到您曾經對他是寄予厚望的。您說習其實他是最有條件完成中國社會的轉型的，您現在再回想，您覺得當初自己最大的誤判在哪裏呢？

 

萬潤南：他是文革當中的小學生紅小兵，這個感慨不是我說的是（毛澤東前祕書）李銳說的，就是對習近平啊，就沒想到這麼沒有文化，這是關鍵。實際上他有很好的機會，我在那個時候希望，希望他什麼？說穿了就是希望他學蔣經國。因爲現在這個體制是一個威權體制，或者說是一個極權體制，那麼他可以利用這種極權的力量，來完成中國的民主轉型。如果要這樣做的話呢，對中國對他自己，這都是很好的一個（機會），因爲完成這麼大的一個國家的和平的民主轉型，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對吧。他有過這種機會，但是呢他沒有能夠抓住的。不光是沒有抓住，而且做得很失敗。他連失敗都失敗的如此失敗。可以說一手好牌打了個稀巴爛，當然這也是他的命運，也是中國人民的命運，也是中國的命運。這個應該說是很可惜的。

 

記者：對您剛纔也引用李銳的話評論他只是一個小學生，外界也有批評說習沒有政治智慧。如果習正如外界觀察的那樣，在您看來他又是如何做到大權獨攬，並且成功地讓習家軍進入中央高層的呢？

 

萬潤南：這個人就說治國無方，搞權鬥很有辦法。他父親實際上是在權力鬥爭當中是受到牽連，所以他對這些事情是刻骨銘心，別的沒學會，在文革當中那些權力鬥爭的手法都學會了。所以我說他搞的那個政治那套東西，一看就知道，全是當年毛的那一套文革當中的那一套、所謂紅衛兵政治的那些手法。當年的紅衛兵政治，他們有一套總結的，因爲我當時也是在清華（讀書），也眼看着那些造反派互相之間搞權力鬥爭。他們當年就總結出所謂政治鬥爭的三定律。這是定律顯然習近平也是融會貫通，學得很好的。第一條叫做政治無誠實可言，要說假話；第二呢搞政治要結成死黨。習近平他有他的死黨，在福建的那個蔡奇，到浙江新軍包括這個李強嘛，你看他現在上位的基本上都是他的所謂死黨；第三條叫做什麼，叫引導對方犯錯誤。那麼現在呢習近平還把它發展了，他不光是引導對方犯錯誤，他要充分利用對方犯錯誤，主要就是貪腐嘛。因爲現在官員是普遍的貪腐，他是抓住這一條，就是你聽我的話你再貪再腐沒事對吧，但是你要不聽我的話，那我就是用這個辦法來整你。

 

記者：剛纔您也提到鄧小平執政的時候他的一個特色是不出頭，我們看到習執政之後中國政府是從外交政策到國家安全戰略方針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您覺得原因是什麼，是習個人的因素呢？還是說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國際地緣政治變化之後，必然會產生這樣一個強勢的領導人呢？

 

萬潤南：有必然性，因爲它已經發生了。那麼我注意到是什麼呢？就是說這個問題不光習的問題，實際是他們這一批人的問題，集體的意識，真的認爲自己了不起了。又是製造業大國，又是貿易大國，又是經濟大國，又是第一資本大國，所以他真的覺得自己了不起的很啊。現在不光是他們這些政治領導人這樣，有一大批還在活躍的所謂知識界，他們現在也是這麼頭腦發昏啊。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冷靜的聲音已經是發不出來了，已經被屏蔽掉了已經沒有了。你像這些主張市場經濟的對吧，這些聲音都聽不到了，完全是一片對現在的國有經濟、這種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樣的一種方針（的讚美）。現在說實在他們已經是到了瘋狂的程度了。你看他們在外交場合下那種頤指氣使，自以爲了不起的那種自我感覺好的爆棚。所以現在的問題在哪裏呢？不是說他們是裝的，他們是真的以爲自己了不起了。也正因爲他們是真的認爲自己了不起，所以他們必然要完蛋的。

 

主持人：作爲中國最早的信息科技企業的創辦人，萬潤南先生對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競爭力觀察如何？AI等現代科技將如何影響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之前的競爭關係？更多萬潤南先生的觀點，請您關注下期節目。我是唐琪薇，感謝收看，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