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戎:母亲把周恩来的信 缝在姥姥的三寸金莲里|观点

2024.07.22
作家张戎:母亲把周恩来的信 缝在姥姥的三寸金莲里|观点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观点,我是唐琪薇。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是人在伦敦的著名作家张戎女士,她刚刚荣获了英国国王查尔斯颁发的“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表彰她"对文学、历史的贡献"。说到张戎女士,就不得不提到她的成名作《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这本书在1990年代初,一经问世就荣获多项英国图书类大奖,成为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这部自传体作品从张戎十五岁时就被父亲献给军阀作妾的姥姥写起,写到她从小就投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母亲,再到自己在红色家庭长大成人的林林总总。这是一部三代女人的家族史,也是橫跨一个世紀的中国历史写照。

张戎女士1952年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父亲张守愚曾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戎说,在父亲文革被打倒前,她享受了很多特殊待遇。

张戎:比方说我们住在所谓省委大院里,门口有警卫里边有食堂,大食堂小食堂有司机有花工,而且上的是最好的学校,然后呢享受的是最好的医疗。当时所谓毛时代的平等,那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记者:为什么1973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您会有机会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呢?

张戎:1971年林彪事件,林彪不是要跑到苏联去吗?然后他的飞机中途就降落下来,就机毁人亡嘛。林彪和毛泽东翻脸以后,毛就失去了他执掌军队的人,那时候他就想让邓小平出来,在整个那个气氛下,我爸爸好像也有可能被解放,但是他没有被解放。我爸爸的一些同事都解放了,解放了呢他们又在执掌四川的招学生工作,我就去恳求我爸爸去找他们所谓开个后门。我爸爸就非常不愿意去,我就扶着我爸爸,当时他是百病缠身,四五十岁的人,简直是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样。那我就搀着他走了半天走到那个医院去,他的那个同事,原来同事后来解放了,后来在主持四川省的招生工作,但我爸爸都快走到了,他就说女儿你能不能原谅我,我实在是不能去。我当时就非常的伤心,我跟我爸爸说你不走后门,没有别的路啊。我考试考得非常好,我就凭我考试我也该上大学。可是我爸爸说实在是不能去做的这个事,所以我们就没去。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她的灵活性就是在不失去原则情况下的灵活性,所以我妈妈就帮我去找了这些人。

记者:您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是最早到英国留学的留学生。我听说那个时候您(到英国后)每周六都有例行的政治学习,而且还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是吧?

张戎:是的,然后我是1978年,那时候出国留学第一次有全国统考。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事情),因为我爸爸那时候还是没有解放,那时候根本我就不可能出国的。那我妈妈是到北京,还见到了周恩来,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给她写了一张条子,写了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我妈妈把她带回来以后,把我爸从监狱里弄出来了,然后呢,后来我妈妈把这封信缝在我姥姥的三寸金莲,那小脚她都是自己做鞋棉鞋,就把这封信放在这个棉鞋的夹层里面。十多年以后了,我妈妈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

记者:当时您妈妈去找周恩来的时候,她是之前就有跟周认识吗?还是就这样跟着红卫兵就进去了?

张戎:不认识。我妈妈是,真的是我非常幸运有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在中国当时做了这件事,她是到北京她怎么去找周恩来?所以她就看见当时红卫兵的一支队伍,要到北京去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文革中间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每天都要接见红卫兵,他们就让我妈妈跟他们一块儿,到人民大会堂去见周恩来。在他们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妈妈看到要结束了,她就站起来说总理我还有话要说,那么周恩来看见她不是个学生,就说你是谁你要说什么,那我妈妈就报她的名字,又报我爸爸的名字我爸爸的官名,他当时是四川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周恩来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张条子,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作为共产党员,有权给毛泽东写信。我妈妈当然没有说他是在批斗会上说了什么反毛的话,或者讲了些什么东西,就集中说在他给毛泽东写信上,那么周恩来就给她写了一张条子。四川省当时是赵紫阳在负责,交给他们以后我爸爸就解放了,那时候他已经早已去世了,但是就恢复名誉了,我的家庭背景可以允许我出国了。我是第一个从四川这个当时有九千万人的省,第一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第一个到外国去留学的人,到欧美国家去留学的人。那么在(英国)约克(大学)1982年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它的博士学位。

记者:您也是第一个是吧?

张戎:对我就是第一个,可以说在中国我还不知道任何别的人,1982年的时候在英国得到英国的博士。

记者:您从年少到青年时代,可以说人生是非常大起大落的,那这大起大落的人生当中,什么事情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

张戎: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十四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爸爸精神失常。他就非常非常具有理想性,非常非常有原则性,就挨了很多打。比方说在那个所谓批斗会上,别人就叫他给毛泽东的像跪下来下跪。这是当时在批斗会上经常发生的,他就是坚决不下跪,然后别人就把他按下来,然后呢别人一松手他就又站起来了。而且他就说他就是反对文革,他说这不是什么文化革命这是武化革命,都是些暴力,那别人就说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你也敢反对?他说就毛主席发动的我也反对,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别人都叫他铁汉子,就是非常硬的这样一个人。这些言传身教给我印象非常深。那我妈妈呢,我刚才讲过她有很多很柔和的一面,不像我爸爸那么死板,但是她是非常有原则的,因为我妈妈其实她的人缘非常好,她是四川省成都市东城区的宣传部长,所以文革中间她下边的人并没有怎么斗她,斗我妈妈的人反而是来整我爸爸的,然后我妈妈被批斗了上百次嘛,都是为了我爸爸。然后呢,别人就叫她揭发我爸爸或者跟他离婚,那么我妈妈坚决地说不,这个对我们儿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我们家变得非常紧密,我那时候几乎全心全意的在那儿照顾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爸受了很多伤,就这些挨打受了很多伤。有一次我记得我妈妈是被关在,当时我们成都最大的电影院叫大华电影院,在春熙路最热闹的地方,那个电影院早就关门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电影可以被准许上演,那么就变成了准监狱,我妈妈就被关在那里。有一次我和我的小弟弟去看我妈妈,就不让我们看,反而给我们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你想我当时简直就是说这种打击,那么就拼命想看我妈妈,我和我弟弟就站在这个墙外,对着那个墙上窗户大喊妈妈妈妈,就希望我妈妈能够出现。看守她的人还把窗户开大了一点,叫她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就跟她说,她只要去揭发我爸爸,或者是她承认是国民党的特务,那么她就可以马上见到我们。如果她不承认她不揭发,那么她这一辈子都可能见不到她的儿女了。我妈妈就说不。

记者:我知道您从小就喜欢写作,但是您说过,您一直不敢揭开记忆的伤疤,是母亲的鼓励,让您最终写成了这个成名作《鸿》。母亲为什么那么希望,您可以把这个家族史写下来了?

张戎:我想我妈妈知道我从小有这么一个没有说出的梦,因为在我成长的时候,几乎中国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被谴责被发配去劳改,有的自杀有的枪毙,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想要做作家。我呢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写了我的第一首诗,但是我正在琢磨我这个诗的时候,当时那些红卫兵抄家的人就到我们家来抄家,然后我就跑到厕所去把我的诗撕碎了冲下马桶。后来我就到农村去当农民了,以后我又去做翻砂工和电工,那个时候我在当农民在稻田里撒粪的时候,或者是当电工在电线杆上查电线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在写,好像有一支无形的笔在那儿划来划去。到了英国以后我本来应该可以写作了,但是当时我的生活好丰富多彩,写作我总是要去探索内心,要去回顾往事,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不愿意去做的。十年以后,1988年我母亲就到英国来跟我住,那么她就对我讲起很多往事,这下就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我在外边工作的时候,我妈妈就对着那个录音机在讲,那显然她很希望我写作。

记者:她一共给您录了六十个小时的磁带是吗?

张戎:对,六十个小时,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就开始把这六十个小时录音整理出来的。当时写作的时候真是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就坐在那个电脑前可以坐一整天。我后来想到,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写了很多遍。当我做农民的时候,当我做电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已经在那儿。所以写出来简直是,这一支笔好像就不由我控制似的,这样就涌出来了,所以很快,我是1989、1990这两年写的。

主持人:《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被英国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传记作品。截止到2023年底,这本书已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出版,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销售量超过两千万册。这部家族史的开篇,就从张戎三寸金莲的姥姥写起。

记者:您小时候知道她的身世这么传奇吗?

张戎:小时候不知道,当然只知道我姥姥原来是姨太太,当时在共产党宣传电影中间,姨太太就都是一些搔首弄姿或者是,反正就不是好人吧,但是我觉得怎么也跟我的姥姥连不起来,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背诗啊什么,我姥姥又会弹琴,我妈妈原来的名字叫宝琴,古琴。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大饥荒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他们家是地主,就这样在大饥荒的时候,他们全家都被饿死了,她爸爸还有她的兄弟被饿死以后,她妈妈到我们家来就跪下来给我妈妈磕头,就说幸好当初我妈妈把她留下来了,留在我们家,这样她就没有被饿死,后来她家来了一封电报,她的妈妈我家保姆的妈妈也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我小时候才可能十岁,不到十岁八岁的样子,她在院子里哭一把鼻涕一把泪,我还记得泪珠落在青苔地上的时候,有好多小青蛙在那儿蹦,那时候还有这些大自然的东西。我姥姥在房间里就盘着腿坐在床上,有一个蚊帐把她罩起来,我姥姥坐从来都是盘腿背挺得很直,然后她也在哭,她说共产党好,可是人们都死了。就当时我当然听了非常震惊,我们小时候那样(的宣传)。记得文革中间我姥姥经常一下子就晕倒了,她的晕她的倒地就是直直的一下,身体很直就像一桩木头一样就向后倒下去,脑子就碰在地板上嘣地一声响。她给我妈妈讲她的全身疼不知道什么地方疼,是怎么来的呢?是她在院子里被同院的邻居批斗,我姥姥说她被放在一张桌子上,那桌子摇摇晃晃的,下边的人有喊口号然后敲那个桌子腿,这样呢她就从桌子上跌下来了,脑子摔在地上,她说她是这样以后就开始疼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批斗会,就我们家院子里的人,据我后来了解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批斗会,这是我姥姥的幻觉,但是她这个幻觉是她临死的时候,最强烈的一个幻觉。

记者:这本书现在在全世界已经售出了两千万册以上,您觉得《鸿》的成功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戎:这是一本写得很不错的书,我自己也应该毫不客气地来这样说。可能对很多西方人来说,这是他们对中国的事情启蒙的书,虽然这是写的一个中国三代女人的故事,而且很多是一种特定的环境,像文革这些根本就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你要去编造都编造不出来那样一个邪恶世界,那样的特定的情况下的书,但是它可以打动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心,我自己当然不必说是带着感情写的,但是在写成以后也把很多感情的东西都去掉了,也是一本比较冷静的书。当时我实际上是不关心政治的,那么历史是一个背景,以我当时对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的这种了解,那是一个扭曲的洗脑的了解。如果我当时着重去写政治的话,那是一定不会成功的一定会过时的,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个人的故事,它才可以这样成功。

记者:出版这本书之前应该是在您写作的过程当中,中国发生了89六四事件。这一事件对您的写作、乃至后来的出版发行有哪些影响呢?

张戎:对我自己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六四(发生时)我已经住在英国89年,我还经常到电视上去,就在天安门广场那段时间,去评讲当时发生的事情,当然我毫不犹豫地谴责坦克开枪这些事情,所以就从那以后,之前我还跟中国大使馆有很多关系,有很多很好的往来。在六四以后,就完全没有这些往来了。这对我的书的内容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而且说实话我还很吃惊,很多人因为89六四才认识到,好像说是这样使他们睁开了双眼,看到了共产党统治黑暗的一面,我就非常吃惊,因为之前毛泽东统治下,那种黑暗那种暴行那样的痛苦,那样的简直不可思议。当然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那当然是应该永志纪念的,但要说这一次就揭露了共产党的这个什么,我可以说远远不如毛泽东统治下的可怕。

记者: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在向左转,担心会倒退到文革,您有这样的担心吗?

张戎:我觉得他们是很想,起码有几个人很想,但是你要真的要回到文革,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就是哪怕回到毛泽东时代其他的时代,也都不可能很难很难。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门已经打开了,与世隔绝以后它才可以统治。第二个就是要有毛泽东那样的手段,来搞那样的恐怖,这个与世隔绝和恐怖先行,这个是毛统治的利器,那么要搞毛时代那样的恐怖也不成了,因为中国人已经都见识了外边的文明世界。至于将来会怎么样,我是很悲哀,我觉得他们不会变,因为还毕竟是共产党的制度,最重要的还是枪杆子嘛,他掌握了军权,你一旦在那个位上,你还就很难让他下来,这个就是专制制度悲哀,你没法纠正没法纠错。


主持人: 张戎女士告诉我,她目前正在撰写《鸿》的续集,预计明后年会出版,不过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她不方便透露任何细节。非常期待张戎女士的新作。下期观点节目,张戎女士将和我们聊聊她笔下的一系列中国现代核心历史人物,以及她对中国现实政治的观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唐琪薇,感谢收看,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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