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找光的人: 中国视障律师金希
Photo: RFA
蝉鸣唧唧迭奏夏日进行曲，金希依着教练指示手握绳结、脚套进绳圈，缓缓攀上茄苳老树，他静静徜徉在半空中，尽管看不见树冠层的视野，风和树的对话生动入耳。
“今天第一次可以爬到那么高的树上，我感觉好像天空是如此的近。”金希的脸庞挂着汗珠和微笑。他是中国第一位视障法学硕士，目前在台湾攻读博士，他的学习足迹从教室延伸向户外活动和文化场域，“其实很多时候视力好像不是唯一可以限制我们的因素，我觉得有一个很友善的环境，一个无障碍的支持体系，其实就不会有障碍者。”
障碍不是来自残缺而是制度
1989年初夏，金希出生在浙江温州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国有8500万身心障碍者，人数居世界首位，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摸索前行，磕磕绊绊在黑暗中找光，走出不设限的人生。
“刚出生不久的时候，据我爸爸妈妈说，我对于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玩具的反应，就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么灵敏。”金希依稀记得童年的视觉印象，他被诊断为先天性视觉障碍，视力逐渐下降，“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字，后来用放大镜也看不到”，求学路上的难题接踵而至。
金希的父母亲把他送进普通学校，“他们可能没把我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或者说他们觉得读一般学校才能有更多机会跟主流社会接轨。”他没辜负爸妈的殷切期许，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求学过程却是“野蛮成长”，因为多数时候要靠自己去跟学校沟通，也幸亏有热心的老师和同学伸出援手。
升学考试更是难以跨越的坎，2007年金希的同学全神贯注准备高考，他却要烧脑解决应试问题，当年他通过申请人工读题，创下视障生参加普通高考先例。直到2015年中国教育部才发布《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即便是到了今天，针对视障考生也只有大字试券和盲文试卷，其实没有人工报读的特例调整措施，制度是有突破，但是对于理想的模式还是有一段距离。”他感叹说，“中途失明者没有学过点字，没办法参加。”
发奋用耳朵苦读，金希考上宁波大学法学院，他聊起生涯志向，“选择法律是因为用法律来处理一些社会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另外也觉得法律可以维护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大四那年，他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被保送硕士研究生，后来也取得执业律师证，虽然这些都创下中国先例，他不免遗憾心中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当时不接受视障研究生，升学梦依然存在阻力。
看见两岸身障教育的落差
毕业后，金希一偿宿愿投身律师工作，他拿着白手杖走上法庭，以法律为身障者拄杖，累积多年实务经验后，他毅然决然选择来台攻读法学博士。
他侃侃而谈起心动念，“因为在中国工作这几年当中也看到说，中国的身障者面临很多的权利侵损这样的现实，很多人对于身障者的能力和需求其实是不太了解的。那也会在想说，其他地方到底会怎么样来对待视障者，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一直也想说可以出来看看。”
“台湾一个是语言和文化比较接近，而且之前也有其他视障朋友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念博士班，感觉也蛮顺利的，因此也想过来看看。”2018年他成为台湾东吴大学博士研究生，也看见两岸身障者教育资源的差异。
相较中国不少大学不愿意招收残疾学生，台湾提供了友善包容的学习环境，初到东吴大学，金希接洽的学校第一个单位是资源教室，由辅导老师协助身障学生，“每学期开始的时候，辅导老师会一对一制定个别化的资源计划，讨论这个学期有哪些规划，然后需要资源教室提供什么资源，那他们会给授课的教授写知会信，同时找工读生把纸本的书扫描成电子档，然后校对之后传给我们。如果考试需要单独考场，或是电子试卷、人工报读或延长时间，资源教室也会去协调安排。”
此外，资源教室还贴心提供课后协助，安排学伴或是个人学术助理，目前金希进入撰写博士论文阶段，校方为他安排学术助理，协助修改论文格式、检索部分网络及纸本资料等视觉事项，助理费用全额由学校支付。
“跟在中国念书时相比，在普通学校里面就读的身障学生更多的是要期待遇到好人，没有一个专业的支持体系，像是有资源教室这样一个机构。”金希感触良多说，“但是感觉在台湾很多时候是靠一个好的制度在运作。”
台湾留学生活打开生命视野
学习不局限在教室，金希昂首阔步走向户外，活跃程度丝毫不输明眼人，台湾的求学生活填满各式新体验，“其实在大陆念书时能够参与课外活动的机会很少，但是台湾除了学习之外，感觉有契机或者说更有机会参与其他活动，视障者的生活可以很丰富多彩，会有无限的可能。”
今年夏天，金希跃跃欲试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攀树活动，报名后才“出柜”告知主办单位自己是视障者，馆方细心为他安排个别教练，一对一指导爬树、垂降技巧，手脚灵活的他运用绳结推进攀升，三两下有如泰山般活跃林间。
“以前也只有摸过树，或者听别人说树是怎样的，今天第一次可以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啊，真的像书上或者电视里面的猴子一样！”他吊挂在半空中，笑弯了嘴角，张开双手触摸树冠层，这一刻自由解放的感动写照在肢体之中。
虽然看不见，他的感官更敏锐，攀树前，他踏上阿朗壹古道健行，这一条清朝古道横亘在台东和屏东之间的海岸线，“走在海岸边，然后听着海浪推动鹅卵石的声音，其实是很疗愈的。”他流露感性的口吻，“走阿塱壹古道就像人生一样，往前努力多少，就会前进多少，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相互牵绊的感觉也很棒。”
在外人眼里，金希比起许多台湾人更深入这块土地，他的足迹飞天遁海，不但尝试飞行伞、潜水、冲浪和溯溪，甚至还挑战泳渡日月潭和单车环岛，这两项活动加上登玉山，被视为“台湾人必做的3件事”。“我们每天都要骑大概接近100公里，两人一台协力车，有志工在前面骑，我们在后面骑的。”他记忆犹新说，“经历日晒雨淋的考验之后，经过9天终于骑回东吴大学的校园，算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
金希也观察到台湾的身障者活动丰富多元，其实跟整个社会结构不无关系，因为只有身心障碍者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有这么多人出来参与活动，生活品质也才能跟着提升。
“对我来说，过去可能做什么活动之前，会先问自己到底能不能去做。”金希清楚意识到自身的转变，“那现在参与这么多活动之后，那我真心是觉得，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人生没有我办不到的事。”
从戏剧、电影听见文化平权
金希热衷艺文活动，一头栽进表演艺术领域，“这个新的世界是到台湾之后才打开的。”他停不住话匣子，“我觉得是一个契机的关系，我们有句俗话说贫穷限制人的想像力，在中国不知道是因为内卷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反而会限制住我们的视野。”
他走进剧场听戏，参与戏剧工作坊和即兴剧演出，从肢体语言到互动走位都难不倒他，“戏剧其实是表达自我一个很好的媒介，也是人跟人之间互动沟通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这种戏剧和艺术形式，也可以做更多社会议题的倡议。”
不只是戏剧，看电影、欣赏舞蹈表演，也是他在台湾的生活日常。过往，这些艺文活动由于偏向视觉影像，视障朋友无奈被挡在艺术门外，如今一些戏院、展馆或是活动主办单位提供口述影像服务，由专人转译影像或透过预录的音频，让视障者听见演出或剧情的关键视觉讯息。以电影来说，从老片到院线片，甚至金马影展、台北电影节，视障者都有机会跟明眼人一起看电影。
“文化平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金希有感而发，“一方面是障碍者或是有需求的人，要有意愿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探索更多的未知领域，一方面展馆或活动主办者要了解到不同族群的需求，愿意来做出一些调整和协助。”
从中国到台湾为身障者发声
身为律师，金希格外关注身障者的平权议题，推动残障群体融入社会，时常无偿提供法律服务，即便来到台湾，也不时有人通过通讯软体找上他，远程谘询案件和法律疑问。
“在我之前中国还没有视障律师的先例，法律工作者有这种身心障碍的生命体验的人比较少。”金希从法理着眼并推己及人，“所以有时候在帮他们处理权利侵损问题的时候，多了一份同理心吧！”
出行障碍是视障者常遇到的问题，2015年底，两位轮椅旅客要搭乘中国某航空公司的航班，却被以“乘客无自理能力、无人陪同”为理由拒载，他们辗转找到金希以诉讼讨回公道，最后航空公司道歉和赔偿。他认为，这个案件至少可以激活一些在法律当中沉睡的条款，因为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残障旅客有搭乘飞机平等出行的权利。
这5年来，金希独自在台北求学生活，更踏遍所有县市，他发现，台湾的大众运输很方便，绝大多数大众运输的服务也很友善，不过，台湾高铁的无障碍服务要求旅客在发车一小时前提出申请，并且在发车前20分钟到达高铁站，这个规定可能会构成对身障旅客额外的限制或负担，也违悖《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或者台湾身障法规所禁止的对身心障碍者的歧视。
当油管博主分享日常生活
金希不断打破人生框架，去年，他跟上风潮在YouTube开设频道“看见金色希望”，自拍视频当起油管博主。
“多数人对于视障者在台湾的生活是没有那么了解的，那影像是最直观、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就想用影像纪录的方式。”他抱持积极正向的态度，“一方面也是我在台湾生活的一个纪录，也算是一个日志，另一方面也是尝试新领域，因为要自己拍影片，或者是做一些影片的后期制作。”
这天金希约了轮椅友人Kimi下象棋，惬意坐在台北车站地下街的一隅，他拿起手机纪录街头棋局，镜头里，两人屏气凝神落棋，身旁人潮行色匆匆，城市里的小日子有着自在的生活况味，还有耐人寻味的异乡人故事。
来自各地的温暖留言涌向金希的油管，“像有一则留言说他是中国的朋友，其实是在墙内来看我的影片，我就觉得很感动。”他印象深刻说，“就是感觉分享台湾的生活也是没有界限的，然后可以让更多对岸的朋友看到视障者在台湾的真实生活。”
他用“回家”形容抵达台湾的那一刻，“我觉得回到台湾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悠悠地说，“遇到很多很友善的路人，或者说是很专业的社工、帮很大忙的志工，这些都是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生活有一种身心相属的感觉。”
采访：麦小田、李宗翰 责编：许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