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在社会底层点火 | 专题
十年前发生在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茉莉花革命也波及了中国。2011年的中国也同样发生了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事件，但中共快速出手扑灭，星星之火终究未能造就燎原之势。
一场未曾发生的革命
2011年2月17日，美国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账户“秘密树洞”（@mimitree0）发布了一条号召中国公民集会的公告。
不明身份的“发起者”号召中国民众在2月20日（周日）下午两点，到城市中心地段集会，并呼喊口号，要求中国政府启动政治改革，并解决民生问题。
集会地点包括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口、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口和成都天府广场毛主席像下等十三个重要城市的中心地段。
但在2月20日当天发生的情况却远远没有达到发起人的期望。
“只是有一些小规模的人群聚集。据说在很多城市，在网上事先公布的很多聚集点，警察比去围观的、准备去参加集会的人还多，”并未参与茉莉花革命，却受此牵连的维权律师滕彪介绍说。
原中国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华泽2015年在台湾出版了《茉莉花在中国—镇压与迫害实录》,书中收录了对这一事件中被中国政府迫害的近五十位受害者的采访。她回顾说:
"就是平时都人山人海的地方,当时有网友说,我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人,分不清谁是谁,有的人说我拿着茉莉花到这里来,就是这样,你觉得这是一场革命吗?"
美国大使洪博培当天下午曾出现在王府井麦当劳前，但被民众认出来后匆匆离去。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随后又发起多轮公告，但呼声虽高，应者了了。到了第二个周末，2月27日，由于警方进一步加紧了戒备，就连北京和上海的聚集点也没有出现人潮。此后，随着大陆警方的高压政策全面铺展，各种报道中已经看不到大陆民众参与茉莉花革命的迹象。由于茉莉花革命的实际行动稀缺，不少人认为，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未曾发生。
有争议的革命机制
但中国大陆之外，出现了对茉莉花革命的明确响应。在台北和香港，2月20日当天，都出现了普通民众走上街头，声援大陆茉莉花革命的集会行动。
远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行二十多人，于美国东部时间2011年2月19日晚，在纽约时代广场发起声援大陆茉莉花革命的第一次集会。
“2011年2月26日开始的那次行动，纽约时代广场就被作为（茉莉花）革命地点之一了，”在纽约主持茉莉花革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这样介绍说。
对于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的说法，王军涛有自己的看法，“所谓茉莉花革命没有发生，只是说它没有发生到阿拉伯世界的那种规模。但茉莉花革命的生成机制在中国已经出现，如果中国政府不是采取那种强有力的措施，那它是有可能演变成比阿拉伯的革命更大的革命。”
实际上，对于这个生成机制也是存在很多争议的。“茉莉花革命”的发起人至今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
一位自称参与了发起茉莉花革命的中国大陆民主人士，匿名告诉本台，“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不能回答，因为说’我们’发起的人对我们非常了解，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要牵扯到很多人和我们的运作模式。”
华泽并不认可这种匿名发起社会运动的方式，“我们有一个运动的伦理，就是发起人必须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人，必须亮明身份，你不能说，我在幕后，然后把一些人推到前台，做出牺牲。”
茉莉花大镇压
华泽在这场茉莉花革命中所看到的牺牲是巨大的。
“我把它称为’茉莉花大镇压’，英语叫做Jasmine Crackdown，从当局侵犯人权，镇压社会运动这个角度，是一个很大的、成规模的事件，”滕彪评价说。
为防止“茉莉花”公告演变成危及政治稳定的社会运动，警方采取了预防性抓捕。2月19日晚，“茉莉花革命”的实际行动还没有登场的时候，滕彪就被中国警方带走了。与他同一时间被抓捕的还有唐吉田、江天勇、冉云飞和朱虞夫等多位知名的维权人士或人权律师。
华泽指出，“我采访的人里面，他们被抓进去，受到的酷刑都是羞辱性的，...等于就是打掉你的骄傲吧。所以很多人出来之后，心理的创伤比身体的创伤严重。”
还有一些人则长期身陷狱中。2011年底，陈西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至今仍在狱中。朱虞夫以同样的罪名被判7年，2018年出狱，但仍长期受到警方监控和骚扰。
维权律师刘士辉和他的越南未婚妻同时被捕。他的未婚妻被关了17天后被释放，随即被国保遣返回越南，从此与刘士辉山海两隔。
“当时的话，如果正常发展，我们在国内办理结婚登记，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但是被共产党硬生生拆开了，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十年后刘士辉回忆这场被迫的离别，语气里依旧充满悲伤。
艺术家、异议人士艾未未因为“茉莉花革命”，于当年4月在北京被捕。英国《泰晤士报》在文章中质问，“对一个崛起的，信心百倍的、雄赳赳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的大国来说，艾未未究竟有什么威胁可言呢？”
但在被镇压的一千人中，更多是比艾未未更没有“威胁”的普通人。
革命背后的失望情绪
从数字上看，中国2011年的开年欣欣向荣，毫无“革命”的征兆。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80万亿元。中国年度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这辉煌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中国民众对所谓“胡温新政”的巨大失望。“茉莉花革命”的第一个公告中列出的口号就直接撕破了中国政府积极营造的盛世景象，“我们要吃放、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住房、我们要公义、保障私有产权、维护司法独立、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报禁、新闻自由。”
王军涛分析说，“如果当局不扑灭它，它如果和当时中国的强拆，暴力征地，还有毒奶粉等事件中的民众不满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场很大规模的运动。”
在“茉莉花革命”遭到中国政府的严酷镇压之后，社会对它的关注也很快被其他社会运动取代。但“茉莉花革命”这块招牌，因为和北非的社会运动直接相连，并有其鲜明的政治性，仍然在中国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在基层点火
中国民主党纽约分部的成员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每个周六都会在时代广场举行名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民主示威活动。中间只在纽约新冠疫情的高峰期暂停了七次。
这些参与纽约街头抗议的人，他们的行动是相对安全的。但要放在中国国内，同样的行动必定会撞上中国政府的“铜墙铁壁”。
十年以来，尤其是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国政府加紧了对普通民众的监控，和对社会运动的打压。
滕彪对比十年前后中国社会运动的空间，分析说，“一个社会运动需要信息的传播，需要观念的传播，需要组织动员，需要人际的互动，现在看来这些空间都比03年到13年之间要小得多。”
但王军涛对他主持下的时代广场“茉莉花”仍然寄予厚望，“我们坚持‘茉莉花革命’，就是传播一个理念，就是说，中国只有街头运动，才能启动一场真正的转型；只有大规模政治风潮出来，人民的力量才能展现出来，这样给统治集团内部有改革想法的人，或者反对镇压主张、对人民怀柔和不想当历史罪人的人，还有有野心和抱负的人，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
王军涛把街头运动看作是从底层“点火”。他乐观地期待，如果五年内中国出现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机会，很多参加纽约街头抗议的人将回到中国成为革命的火种。
（记者：王允；编辑：曹郁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