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在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3千9百万，2005年为1亿3千万，2009年1亿5千万。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廉价劳力从生产率低的传统农业转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但是到了2004年，人们开始注意到沿海城市出现“民工慌”。
孟昕教授根据2008年开始的“中国---印尼农民工研究(RUMICI，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donesia Project) ”项目资料，做了分析。
她说，关于农民工的问题没有官方数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不做调查。
另外，农民工通常住在工地、餐馆后院、工厂宿舍，不容易接触到。他们的研究项目调查了中国的15个城市，有时就等在工厂门口，问出来的工人愿意不愿意回答调查的问题。
根据2008年数据，中国23%的农村人口是农民工。其中60%的男性为25岁左右，50%的女性为20岁左右。女性在30之前会回乡结婚生子，30岁以上的就剩下20%。男性在40岁以上的20%。
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也促成一些人回乡，只有21%的农村人口在做农民工。
为何没有更多的人进城打工呢？有个人的因素，例如有的人要结婚，或因为孩子太小，要照顾老人等原因；也有制度的因素。
孟昕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农民工不能自由的迁移。95%的农民工在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低端工作。甚至中国有些网站上都写明农民工不能从事哪些工作。而且，农民工没有福利保障，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不是有同等机会上公立学校。
孟昕教授：“主要瓶颈还是这个制度因素。农民工到城里没有这种福利啊，孩子的教育啊。所以他必须得考虑，我孩子怎么办，我家里怎么办。所以他待一段时间马上就要回去。这样就减少了在城里待的时间。”
现在农民工在城里平均待6年。如果能够平均再多待一年，城里的农民工就会增加2千5百万，从1亿5千万变成1亿7千5百万。
她认为，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能够促进农民工在城里待久一些。
他们的研究项目比较了当地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状况，得出结论：农民工与城市工人比较并没有增加，二者的工资差距在加大。
农民工月平均收入1842元；在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的人，月收入1391元，是农民工的75%；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月收入在1261元，是农民工的68.48%。
另外，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无所事事。他们平均在农田工作的时间是半年，剩下的时间打麻将。
孟昕：“中国这特殊的土地制度，农民不能卖地，这个土地不能集中，土地只有在集中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劳动生产率。土地不能集中，都是手工作坊，劳动生产率永远是很低的。”
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很少。新西兰算是高的占7%，美国最低占1%。中国2009年的农业人口占55%。
孟昕說：“很多的经济学研究都证明，中国的城市规模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按照经济学上讲的最优的城市规模，中国的城市规模实际上是太小了，而不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至少还有40-50%的人还在农业上工作。”
现场有听众提出，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中国人分成农民和城里人这样两种公民，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农民工不足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