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变迁

2019-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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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比较松动活跃的时代。(Public Domain)
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比较松动活跃的时代。(Public Domain)

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比较松动活跃的时代。

过去,在中共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系统是依附于政治系统的,并且被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网络所笼罩。极权政治的封锁使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各界极难从国外的精神资源和中国自身的精神道统中吸取养料。因此,自己没有独立的社会定位、精神定位和语言定位,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抗争的能力。

但从八十年代开始,上述情况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家能力的收缩,即政治系统对社会各行各业及各类团体的控制的削弱,社会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增长,国家和社会之间开始出现的某种对峙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制衡的加强、利益的分化、权力的分享,地区差距的拉大,利益倾斜的增加,各种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觉醒,中间组织建立自身道统的努力受国家干预程度的下降,使国家全权控制的社会逐步溢出了一部分自由流动的资源:如农民耕种的自主权,城市中国家对资金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减弱,外资的大量涌入,财政分灶吃饭,企业自留资金,市场提供的契约式就业机会,如此,个体、私营和“三资”、小集体等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都是这类自由流动的资源。同时,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自由活动的空间:如农村多种经营“自由活动空间”,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的自由空间,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空间,农民进城做工的空间,城市中第三产业和零售业以及电子技术等高技术民营产业的自由空间,“三资”和“特区”的自由空间,知识界起伏不定的带民间性质的自由组合空间:编委会、研究所、书院、函授大学、沙龙以及有外资入股的杂志,以及从国外和港、台流入的大众文化.....等等。如此,人们正在体制的缝隙中一步步地挤出了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中间层。独立的文化系统正处于逐步成形的过程中。

自1978年到1990年,中国城市的社团组织增加了24倍! 如果把它们划分为官办、半官办和民办三类的话,则官办只占百分之六,半官办占百分之七十,民办占百分之二十四。按照上述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社会的横向团粒网络型结构的出现和壮大是可以预期的,它将与纵向的金字塔结构达成某种势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中间层的雏形。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从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讨论热潮,即“文化热”。与五四时期相似,“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最基本的划分方式和论战焦点。它席卷了当时几乎整个大陆知识文化界,并波及到大众文化层面,人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苏晓康在波托马克河文化沙龙就《河殇》答问(主办者提供)
苏晓康在波托马克河文化沙龙就《河殇》答问(主办者提供)

由于国门在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当代西方的思潮。虽然其中难免有囫囵吞枣、标新立异和急功近利的弊病,但不可否认,当时的气势与规模实为近代所罕见,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多年未有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勃勃生机,洋溢着一种全方位学习优秀制度和文化的紧迫心情。因此,不难想见,与五四相似,“文化热”中,反传统的激进西化派在气势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发展的高潮是在其后期的1988年,代表“文化热”中主流观点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两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波及海外。“文化热”掺杂着全社会普遍的骚动、不满和愤懑,迅速家喻户晓,从知识界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从学术讨论会和书刊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从菁英层面扩展到了大众层面。这种情绪与当时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效应。应当承认,鉴于中国的舆论控制仍相当严酷,因此,“文化热”借助五四灵感,使中国专制文化的弊端成为现实政治的替代靶子,一种特定的文化批判代替了政治批判进入历史,并带来它未曾料到的巨大的政治后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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