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中共当局宣布，由天津市检察院对周永康提起公诉，罪名三桩：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预计不久将开庭。把周永康放到天津受审，就如把薄熙来放到济南、谷开来放到合肥、王立军放到成都受审一样，都避开了他们各自的作案地点或任职地点。异地办案，体现党国体制的任意性。
2012年9月初，就在谷开来于合肥受审并被判处死缓后，也就是在习近平消失于公众视线（“神隐”）的同时，时任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大驾光临合肥，视察刚刚审理过谷开来的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当时，周大剌剌地说：“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政法委向广大基层政法干警表示亲切慰问，希望大家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努力使办理的每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切实当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者、捍卫者。”
看得出，当时，周永康对谷开来一案的审理，表示基本满意。尽管，此前，他曾企图保下薄熙来和谷开来夫妇，却又无法推翻当时政治局常委会多数人的决议。但谷开来犯下故意杀人罪却未被判处死刑，显然又得益于周永康等人的力保。
转眼两年半过去了，轮到周永康本人，沦为阶下囚。请君入瓮，仿佛现实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其实，只要再读一遍《红楼梦》，就知道，这并非玩笑，而是专制社会下，为官者的当然归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异地当官，异地受审，岂不正应验“反认他乡是故乡”？
而前面还有两句，更能确切写照周永康的下场：“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从一名油田技术员，变身官员（戴上纱帽），并节节高升，官至“正国级”。居然不满足，图谋政变夺权，事败下狱（扛上锁枷）。昨日破袄（出身平民），今日紫蟒（囚服）。曹雪芹的《红楼梦》，仿佛为中共官员量身打造，提前备下的预言书。
宣布起诉周永康，习近平当局忽然变得低调。官方媒体统一发布的新闻稿，只有392字，并置为一般新闻标题。没有如从前那种通栏大标题，也没有从前的社评、评论、文章配套跟进。
回顾2014年7月29日，当局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在那前后，官方媒体刊登大量起底周永康家族的文章。各地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2014年12月6日，当局宣布，开除周永康党籍，移交司法。随后，官方媒体大幅造势，用中共历史上的“叛徒”比喻周永康，暗示其死罪难免。因为，列举出的那些叛徒，不是被中共处死，就是被敌方处死。同期，当局组织二百多名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影片《黄克功案件》，更是强烈暗示，可能判周永康死刑。（黄克功是曾参加红军长征的老干部，后因枪杀女学生而遭处死。）
然而，这一回，2015年4月3日，当局宣布起诉周永康，却变得出奇的低调。“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如何解读？
其一，习近平和王岐山可能改变了主意，不再处死周永康。佐证之一，传言中的周永康杀害前妻案，并未入罪。这本来是可以置周永康于死地的大罪。如果不判死刑，而判死缓，留下活口，或可为进一步追查曾庆红与江泽民埋下伏笔。这意味着，周永康在死刑的威胁下，已经服软，愿意配合习近平当局，戴罪立功，全盘检举曾庆红与江泽民，包括其腐败、淫乱、甚至可能涉入政变的详情。
其二，反腐遭遇极大阻力，党内权力斗争势均力敌，“大老虎联手反扑”或已成真，习近平和王岐山面临严重挑战。中国富豪郭文贵在海外叫板，表面上针对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实际上针对王岐山。而郭文贵背后，应有大老虎或老老虎背书、助威。面对严峻现实，习、王或放缓反腐节奏，或降低打虎调门，安抚政敌，让其稍安勿躁。即便要杀周立威，也尽量低调处理，减少党内震荡。因此，低调，极可能是习、王策略之举。敌进我退，或以退为进。
（2015年4月7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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