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何清涟：中共信息管控的必然结果：无知之幕——南京大屠杀争议暴露的社会问题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国外多数中文媒体能准确抓住告密与政治惩罚这两个点，批评中国政府的专制与管控言论。但社交媒体、自媒体及一些中文网站则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不统一，将话题带往这场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个方向，极端一点的干脆称这是中共一贯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就此事的讨论过程，让我想起了“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这一说法。
中国的“无知之幕”是言论管控的副产品
所谓“无知之幕”一词，来源多头。目前通用的含义，来源于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做一次思想实验：让人们处在一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品味、技能、社会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知之幕），假定这个社会当中有50%的奴隶。于是，参与思想实验的人们将会基于这个假定来做出选择。结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会哪个位置，一旦被“无知之幕”遮挡，都被驱使着从社会最不幸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设计社会制度。
中国政府管控思想与言论的本意，是让受众接受中国政府的思想灌输。我研究中国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来的灌输已比毛时代的灌输要精致，主要采用混合着部分真相的谎言这种方式来做宣传，欺骗性更大。但中国当局绝对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控无法做到滴水不漏。由于信息来源多头化，最终出现了“无知之幕”的结果：既然政府宣传充满了谎言，那就干脆设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骗者（即“最不幸者”），认定所有一切对社会、历史的解说全是谎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杀被不少人认定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集中在受难者人数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中旬，从这场中国人视为国耻、国难的屠杀发生之后，世界都没否认过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后，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事实从未否定，但将抗日的主角国民政府军队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按这一主线来阐述历史。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逐渐挖掘史实，将当年国民政府及国军奋力抗日、死伤英烈无数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展示出来；而中共因统战台湾需要——蓝营主体是国民政府、国军人士及其后裔，也放宽了限制，对这段抗战史局部进行了重新解说，尽管对中共抗战的贡献有许多夸张扭曲之处，毕竟有限度承认了国军英烈们抗战的贡献。
但这种局部还原历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还加大了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信任。由于中共对自身建政以来的各种人祸，比如土改、镇反、三年大饥荒造成的3000多万死亡人数、文革、六四等，当局不是规范口径，就是完全抹杀。由于网络时代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当人们接触到多源信息后，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达到极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共的宣传，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没一个字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屏蔽中国人的“无知之幕”，其实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传的中日关系变幻不定
中日这笔历史帐弄成今天这样，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政策不断调整有关。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处于冷冻期，日本侵华史成了时时必讲的政治项目，教科书、官媒、电影时刻提醒国民“勿忘国耻”。一旦中日关系解冻，就开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从唐代日本遣唐使、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传佛法，到从“日本晁卿辞帝都”畅想出来的古人友谊，轰炸式宣传。每逢两国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众反日游行玩国际怪罪游戏。当局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宣传，最后必然导致国民在对日问题上的严重精神分裂。
以战争赔款为例，195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其中规定：“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表明，中共已经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の対中国政府開発援助，简称日本对华援助，是1979到2018年间由日本政府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3.65万亿日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是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的总额，主要资金来源于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在日本看来，就是种变相赔偿。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这些，中方不予宣传，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项目所在地标上“日本援建”这类字样，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据来源于当时清点受难者遗体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发生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造成如今这种状态也与当局不断调整的宣传政策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国史，也是南京作为受害地的历史，一直有专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数据整理工作，是由屠杀之后不久，多家民间慈善机构参与，亲点受难者尸体得出的数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倾毕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杀，特别是数据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专文论述此事，指出30万之数来自于四条渠道：第一条渠道：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第二条渠道：市民群体共收埋尸体4.2万余具；第三条渠道：汪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第四条渠道：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数万具——除了最后这一条是估算之外，前三条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否定过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辞条上写得清楚：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因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并附有注解。
但一般公众不会关注这些历史事件。1990年代，两位美籍华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创作将这一历史事件带入公众视野：一是美籍华人画家李自健1992年创作的历史巨画《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引起轰动；二是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译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两位美籍华人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之作，当然在中国引发一段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热，出版了不少书籍，比如《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都是那段时期翻译出版的。但那时是传统媒体时代，发言有门槛，媒体能够发表的当然都是有质量的讨论，讨论者都有学养且认真做过研究。不象自媒体时代，完全没阅读过相关史料的网友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宋庚一说的“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被不少历史虚无者当作证据引用，是网络时代的特点。史实如下：国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颁发。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当时根本没有身份证。
1946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后的《户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户籍法施行细则》，对国民身份证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规定。网上流传的没有年代的《户籍法施行细则复印件》第四章有关身份证的规定，应该就是这本细则中的一页。1947年5月，民国政府开始制作双页折叠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证，发给18岁以上国民。 [i] 2013年，中国网上曾登载过这条消息，登载之时，纯粹是历史发现，没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在言论思想管控的“无知之幕”下。在中国，这种“无知之幕”养育了两类人，一类是中共需要的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小粉红，一心要维护党与政府；另一类是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的国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国尽快崩溃。前者是国内微博世界的主力，后者是海外中文自媒体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者的主力。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