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今天,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集会,遇罗克和另外十九名“反革命分子”,手铐脚镣、脖子上卡着让人发不出声的铁环,被押上主席台。法警用力把遇罗克的头往下按,遇罗克死命的往上挣,坚决不低头。军代表当场宣布二十人死刑,立即枪决。法警拼命将犯人按跪地上,有人当场就昏倒了。之后,二十名犯人被拖离体育场,遇罗克昂着头拼命挣扎,戴着铁镣的双脚就是不肯移动。四个彪形大汉的法警把遇罗克强拉出体育场,塞进不远处的一辆白色的长方形汽车。枪决前,遇罗克的一些器官被摘除,他的眼角膜被移植给一个劳动模范。刑场在旧卢沟桥南几百米处,永定河的河堤外侧。
诚如苏晓康所言:“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殉道者’,是为了我们大家而献在祭坛上的‘牺牲’。相对于他的思想,我更重视他的‘受难’,在那个残暴时代,有他思想的人也许并不少,但像他那样去受难的人,寥若晨星,因此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他先后被提审八十多次,有时中共对他搞疲劳战,不分日夜审问,连续几天不让他合眼,一打盹就用锥子扎。遇罗克还多次被戴背铐,在判处死刑后关进单身牢房,被锁锁住在牢房的角落,不能动弹。然而,无论当局怎样酷刑折磨,遇罗克始终不屈服。他从不承认自己有罪,从不检举别人。和遇罗克一道关过死囚牢的张郎郎事后回忆道:在牢房中,大家都愁眉苦脸,遇罗克却始终笑眯眯的。当他们被狱方宣布关进死刑号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脑子一片空白,甚至不是害怕,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唯有遇罗克像往日一般镇静,在向狱方大声说话时还带着微笑。张郎郎说,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态,一直到1970年3月5日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令张郎郎很敬佩。在一次提审中,遇罗克依然以嘲弄的态度来对付,狱方使出最后一招,对遇罗克说,你想想还有什么最后的话想和家人说 - 这就是暗示要判遇罗克极刑了。狱方以为遇罗克会乱了方寸,但遇罗克只是静静地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記里写道: “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那时,他还没有发表《出身论》,可见他早就对可能遭遇的打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在入狱前的日记里他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最后,在狱中,在临刑的日子,张郎郎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值!”
古人说:“慷慨杀身者易,从容就义者难。”在热烈的气氛中,慷慨激昂的去死,尤其是在热血上头、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在平静的、周遭没有烘托的气氛下,镇定的、沉着的、视死如归的去牺牲,更难能可贵。遇罗克不是那种鲁莽冲动的人,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偏执的狂信者;另外,遇罗克并不信仰天堂或来世。这样的从容就义是最难最难的,而遇罗克做到了。
遇罗克是伟大的殉道者。他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们永远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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