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胡平:推薦徐友漁新著《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二)

2024.04.30
評論 | 胡平:推薦徐友漁新著《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二) 學者徐友漁
記者章麗攝影

hp10.jpg徐友漁這本《革後餘生》的副標題是“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前言裏,友漁寫道: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自從經歷了六四屠殺之後,我再也無法以身爲一個書齋學者而滿足,今後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寫作,都必須與正在改變的中國現狀相關,必須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標相關。

六四之前的徐友漁,在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術道路上可謂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他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考試中拔得頭籌,獲得了到西方留學的機會,赴英國牛津大學師從世界知名哲學家達米特,學成歸國後,通過特殊的考試和成果評議,破格晉升爲副研究員,成爲哲學所最年輕的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還當上了研究室副主任。學界前輩和同道都把他視爲一顆冉冉升起的學術新星。

友漁選擇的研究方向是語言分析哲學,這門學問很高雅,用友漁的話,“有點像是在象牙塔中作詩”。但其實這一選擇體現了他的精神特質,喜歡明晰的思想和明晰的論述,不喜歡只有宏大氣勢但沒有信息量的空話大話廢話,不喜歡文通理不通的虛假論證。友漁選擇語言分析哲學,也體現了他長期的深厚的社會關懷。他是爲了讓國人的思維更科學、更理性、更精確,也是爲了從思維方式和表達與論證方式上破除官方的意識形態統治。想當年,友漁和我能比一般同時代人更早的走出官方意識形態的牢籠,就因爲我們自發的採取了若干邏輯的語言的分析,發現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在矛盾和邏輯謬誤。友漁說,語言分析哲學這個學問是最抽象的,但是,對於中國長遠來說又是最要緊和最切中要害的。邏輯分析的方法就是西方哲學家點石成金的手指頭, 中國人需要的正是這個手指頭。友漁在學術上的成就非凡。他那本《“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學中的語言轉向》,榮獲金嶽霖學術獎。

六四是當代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友漁寫道,早在1988年,人們就普遍預感,1989年將是多事之秋:因爲這一年是五四運動70週年,法國大革命200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週年。知識界人士紛紛議論,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使1989年成爲新時代的起點。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發表致鄧小平公開信,建議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接下來,知識界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簽名信運動。友漁是其中一波簽名信的組織者和執筆者。其後,友漁參與了、見證了北京八九民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六四開槍後他和他的妻子奔走於北京的多家醫院,收集和記錄死傷者的名單。

六四事件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生活方向,友漁的改變是內在的。面對六四後的中國,友漁感到,他不能滿足於做一個書齋裏的學者,不能沉溺於抽象的形而上學理之中,他再也無意於體制內的提升與發展。自六四後,徐友漁從學院派知識分子轉變爲公共知識分子。

根據自己的志向、學養、興趣與關懷,友漁作出了一種堪稱公知經典的選擇,那就是:“在思辨和理論層面從事一種與政治、社會批評的專門學問,使自己在現實層面的社會評論有更深厚的學理資源支撐,並使二者相得益彰。”

接下來,友漁把他的哲學思考,從語言分析哲學轉向政治哲學。從他天生的氣質傾向,也是從他在毛時代的生活感悟,友漁自然而然的成了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在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言說活動中,徐友漁一身而兼二任,既是參與者,又是觀察者。這就很像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自我定位,即“入戲的觀衆”。另外,友漁這個公知和其他很多公知不一樣,他還親身參與了爭取和維護基本人權的抗爭活動。友漁也是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在這一方面,他更接近於捷克的哈維爾。

2014年5月,徐友漁組織了一場在私人住宅中的紀念六四25週年座談會,當局竟然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將友漁拘捕,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友漁的這一遭遇,是其他在體制內學院中尚有一席之地的公知們都不曾有過的。這也凸顯出徐友漁之所以爲徐友漁。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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