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胡平:推荐徐友渔新著《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三)

2024.05.03
评论 | 胡平:推荐徐友渔新著《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三) 图为刘晓波因监禁而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现场;“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奖,友渔他们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之后,警察找到友渔,刨根究底的问声明出台的经过”。—— 笔者
路透社图片
2014年5月6日,徐友渔被当局刑事拘留,事因是他参加了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举行的“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罪名是”寻衅滋事“,一同被拘留的还有郝建、胡石根、笔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荻和浦志强。
 
我读到这则新闻,非常愤慨,也有些惊讶。记得5年前,友渔他们也举行过同样的研讨会,地点还是在香山别墅饭店这样的公众场所,会后当局的反应还算温和,与会者中只有部分人受到警察的问话和含蓄的警告。为什么这次同样的活动,而且还是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当局却要抓人了呢?把一件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活动安上“寻衅滋事”的罪名,这简直是公然无耻,把起码的脸面都不要了。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稍一思索,我觉得我明白了。此前我就听说,当局有一套名叫“拔旗”行动的计划,要把各个领域中人权活动的旗帜性人物一概压下去。徐友渔就是一面旗帜。友渔兼有两种身份,一方面,友渔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又和被当局打入另册的民运人士相处无间。由于当局的威胁和抹黑,一般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总是避免和体制外的民运人士沾边。友渔决意要改变这种情况,友渔和刘晓波成为好朋友。他和晓波倾心交谈,达成共识:“今后,就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言,如果看法一致,我们可以在同一份声明或呼吁上发声,让我们的主张以一个系列而不是两个系列的面貌出现,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不复存在。”
 
2004年5月,友渔在刘晓波等人发起的关于六四15周年呼吁书上签了名。他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头头几次找他谈话,要求他撤销签名,口气严厉,语带威胁,被友渔一口拒绝。后来头头们的态度变软了,虚张声势的说了一声“下不为例”。友渔立即回复说:“我可没有担保下不为例。”

《零八宪章》是体制内外精诚合作的高潮。友渔参与了《零八宪章》的发起和签名。刘晓波被捕后,他和一些朋友立即发表公开信“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接下来,徐友渔又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维权律师莫少平一道,顶着不测的风险飞往布拉格,代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者领取了捷克人权奖。友渔还以个人名义,致信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推荐刘晓波获和平奖(按照诺委会章程,友渔有推荐的资格)。当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发布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后,友渔立刻和朋友们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不到10天功夫,就得到了852人的签名。

自从和刘晓波等民运人士合作,友渔就成了警察频频光顾的对象。警察成了友渔生活的一部分。和警察的每一次交往都是一次抗争,捍卫人的尊严、捍卫正常社会生活的抗争。友渔和警察打交道的故事很多。有两个细节很能显示友渔的个性和风格。

一次,警察找友渔去办公室谈话,谈完后拉着友渔一道出去下饭馆吃饭。友渔知道他们一定会趁机胡吃海喝一顿,反正都算在他这个项目上。友渔就是不去。害得这几个警察只好买回盒饭,啃炸鸡腿。友渔写道:“我的拒绝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是实质性的,想到这点我心中就略微泛起一丝快意。”

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奖,友渔他们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之后,警察找到友渔,刨根究底的问声明出台的经过。友渔当然不会如实相告。他只说发起组织者就是我一人,由我负全部责任。谈完后,警察把记录下他谈话的几页纸递给他,要他好好看看有没有差误,然后签名。友渔立刻把早就准备好的话抛过去:“我不看,也不签名。”友渔说我敢作敢当,但是我知道你们很可能会把这份记录中我说的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变成诬陷我或其他人的法律上的证词。你们在对刘晓波的判决书中就是这么做的。警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

友渔是这样的一面的旗帜,无怪乎当局不顾起码的脸面也要把他罗织入狱。自那时起,大陆的报刊、媒体(包括网络)上就再也看不到友渔的文章的踪影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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