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中國民主轉型竭誠盡力(胡平)


2017.05.08
1 2017年4月15日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陳奎德提供)

2017年4月15日,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在普林斯頓大學路易斯圖書館舉行會議,正式宣告成立。

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是由中國學者、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發起的一個非盈利性的研究和教育機構,目的在於通過研究、出版、教育等活動,爲中國的政治經濟轉型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和知識儲備,並促進不同羣體的溝通、對話,爲中國成功實現民主轉型竭誠盡力。研究所的發起人有王天成、滕彪和我三人。王天成任所長,我是名譽所長。在籌備期間,我們得到了很多海外的和國內的朋友的支持、鼓勵與贊助,在此一併致謝。

幾位發起人,一方面都接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有相當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又都深度地參與過推進中國民主轉型的實際活動,擁有豐富的第一手經驗。中國的民主轉型問題不只是我們的學術興趣,也是我們的社會關懷。

當今世界,最重大的問題莫過於中國問題,而中國的民主轉型則是重中之重。5年前,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澳洲人》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面對中國崛起,西方缺乏準備”。文中有句警語:“很快我們就會來到一個歷史時刻:自從喬治三世以來的第一次,一個非西方、非民主的國家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研究民主轉型著稱的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拉里.戴雅門(Larry Diamond)指出:“中國向何處去? ——這是未來數十年內,全球民主前景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事實上,這或許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

民主轉型是一個龐大的系列工程。對民主轉型的研究也涉及到很多方面,從民主理念的闡發和推廣到公民社會的形成,從少數異議人士的發聲到羣衆性的民主運動,從朝野的沖沖突到對話與談判,從制憲到選舉,從民主的鞏固到轉型正義,等等。其中有些問題更具迫切性。首先是破局問題。我們知道,轉型可以有好幾種形式,有自上而下的方式,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可算一例。有協商性轉型,以及街頭運動、顏色革命等方式。作爲民間人士,我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培育公民社會,推動民間抗爭。還有暴力抗爭與非暴力抗爭的問題,我們更關心的是可操作性與可行性,也就是一般民衆如何切入如何實行的問題。

再有族羣衝突問題,如今不但有臺獨、疆獨和藏獨,而且又出現了港獨。儘管這些分離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一黨專制壓迫所致,但是在一黨專制下,連臺獨都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更何況其他,因此,統獨問題這道難題,到頭來很可能是出給未來的民主政府的。只有在專制結束,民主轉型開展之後,分離主義的觀念纔有機會獲得廣泛的傳播,分離主義運動纔可能發展到足夠的規模;其次,民主的政府總會更尊重民意,不會輕易使用暴力;另外,初初建立起來的民主政府很可能是一個比較弱的政府,它面臨着很多的問題急需處理,內部又意見紛紜,彼此牽制,這樣,即便它反對分離主義運動,可能也難以調動足夠的力量去有效地制止。由此引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現在我們就必須認真考慮,在大陸民主轉型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包括臺獨、藏獨、疆獨和港獨在內的各種分離主義運動。我們之所以必須在今天就對這一問 題加以認真的考慮,那不僅僅是因爲未雨綢繆勝過臨陣磨槍,而且也是因爲在當前,有些人正是看到了別的一些國家在民主化之後,由於未能處理好統獨問題而導致 分裂以至內戰,故而對民主化本身產生疑慮;專制者也正在利用這種疑慮作爲抵制民主化的藉口,所以,我們必須向人們指出一種在民主與和平的前提下,解決統獨問題的既合情合理又深具現實可能性的方案。

研究和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是時代賦予的使命,它極其艱鉅,也極其光榮;它需要第一流的胸懷和第一流的才智。我們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投身於這項偉大的工程。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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