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胡平:科技創新能夠列入國家規劃嗎?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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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_20304226068371.jpg 十九大五中全會勾勒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均強調科技創新,習近平亦表示要把科技創新作爲引領發展首要動力。圖爲,2020年10月29日,北京一名婦女騎着三輪車駛過銀幕,畫面上顯示習近平在五中全會上。

中共中央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中共決定把創新置於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這看上去很好。但是,把創新列入國家規劃,這就大可推敲了。因爲創新和國家規劃二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真正的創新,按定義就是不可規劃的。規劃是用來規定未來的活動的,但未來的活動總是會產生許多原先預見不到的變化,尤其是發明創造。發明創造按定義就不是預先可以知道的,你能預見到一位科學家明天會創造發明什麼新理論新技術嗎?如果你今天就準確地預見到了這位科學家明天創造發明的東西,這個東西就不是那個科學家明天創造發明的,而成了你自己今天創造發明的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2016年的一次講演中提出:顛覆性技術創新在目前制度下是難以實現的。顛覆性技術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提出,它被定義爲一種另闢蹊徑、會對已有傳統或主流技術產生顛覆性效果的技術。根據克里斯滕森的定義,顛覆性技術能夠打破現狀,改變人們的生活、工作方式,重新配置價值體系,並引領全新的產品和服務。與其他技術不同的是,顛覆性技術將造成利潤空間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傳統企業被新興企業所取代。顛覆性技術創新本身的特點就決定了:在新想法、新技術剛剛冒尖的時候,大多數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贊同,甚至無法理解。而中國現有的重大科研項目都是搞專家評審制,專家們坐在一起評審、投票,最終的結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創新想法的項目給投沒了。

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推出《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庫恩批評了傳統的科學的累積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科學的發展只是已被認識了的東西的逐漸的、連續不斷的增長,好象是一塊接一塊的積木逐漸壘成的一面筆直的牆。實質上這種立場只承認科學的增長,不承認科學的革命。庫恩認爲,科學的發展並不是新知識在舊知識上的平穩的逐漸累積,而是通過週期性的根本變化和主要觀念的更替來實現的,也就是經過週期性發生的科學革命來實現的。

無論是庫恩的科學革命,還是克里斯滕森的顛覆性技術創新,其特點都是不可預見;不可預見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可能預先列入國家規劃。

不錯,中國利用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科學技術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認真考察便可發現,這些成就多半屬於抄作業,多半是發揮後發優勢,其間有改進有擴充,有博採衆家,更上層樓,但是缺少真正的創新。道理很簡單,一個能夠讓相當一批官員和專家們首肯的創新,必然是已經“新”得很久了,已經不算“新”、更談不上“創”了。這正是舉國體制、計劃經濟的致命短板。

徐匡迪呼籲,“對顛覆性創新的意願應給予寬容、理解與支持。”徐匡迪說,可能對未來產生影響的顛覆性創新技術,需要建立以市場爲主導的機制,需要戰略眼光以及風險投資機構的支持。在習近平擠壓市場經濟、迴歸計劃經濟的今天,徐匡迪的呼籲能起多大作用,令人懷疑。更何況,“對顛覆性創新的意願給予寬容、理解與支持”,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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