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胡平:點評戴晴《鄧小平在1989》(一)

2024.09.27
評論 | 胡平:點評戴晴《鄧小平在1989》(一) 戴晴著作《鄧小平在1989》封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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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0.jpg不久前,自由亞洲電臺和美國之音都發表了對著名記者戴晴的專訪,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議論。在專訪中,戴晴主要講述的是她在紐約的博登書屋出版的那本書《鄧小平在1989》。
在六四30週年的2019年,香港的新世紀出版社就出版過戴晴這本《鄧小平在1989》。和5年前的新世紀版相比,博登版的《鄧小平在1989》有三個不同:
1、博登版在正文前加進了吳國光教授寫的序。
2、在正文後附錄了作者的一篇文章《綿裏藏針——鄧小平的政治性格》。
3、在正文部分,博登版把新世紀版裏一些沒寫出姓名的人的姓名寫出來了。例如新世紀版第161頁寫的是:“這裏引一段當事人回憶——敘述人某某某和他的女友”,博登版則寫出這位當事人的姓名苑天舒(第143頁),等等。另外,由於是5年後再版,著者在她的“寫在前面”中,把六四30週年改成35週年,把著者年齡增長“從48歲長到了78歲”,改成了“從48歲長到了83歲”。此外,博登版有些地方的字句略有改動,但意思沒變。
在10年前,2014年的6月4日,六四25週年,戴晴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備忘六四”(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604/cc04daiqing/)。這篇“備忘六四”可視爲《鄧小平在1989》的提要。
講1989的書已經很多了。戴晴這本講1989的書,如戴晴自己所說,不再以學運爲主線。不再如35年來大多數評述:專制vs民主,當局vs學生——非黑即白。戴晴這本書,正如書名《鄧小平在1989》,是從鄧小平的視角講1989。這是一個特殊的視角,非常重要的視角。
在書的開篇,戴晴講到,4月15日,她陪伴臺灣《天下》雜誌總策劃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負責對臺工作的官員汪鋒。汪鋒說:“小平同志最近考慮,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放進《黨章》。”
就是這段記敘引起軒然大波。不少人質疑,鄧小平真的說過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嗎?在六四35週年之際,戴晴放出這個大料,用意何在?
其實,戴晴這段記敘在10年前的“備忘六四”裏就講過了。奇怪的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怎麼那麼多人、而且還是最關心六四的人,當時沒注意到?
戴晴的這段記敘是否可靠?汪鋒是講過鄧小平說要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嗎?我和殷允芃有一面之交。我是在1989年年底去臺灣訪問時認識她的。去年我通過社交媒體給她發去信息,問她記不記得汪鋒講過那番話。她回覆說記不得了。另外,鄧小平如果講過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這句話,趙紫陽理當知道,但是我查閱了趙紫陽的回憶文字,沒見趙紫陽提到鄧小平講過這句話。
不過戴晴講到:“以上所述現場,並非孤證。‘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起草者胡喬木,早在這之前一、兩個月,就已經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個層次上傳悄悄話:‘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胡喬木這番話,出自鮑彤先生在2008年的一次採訪。
還有一些旁證。李洪林在他的《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寫到:“1988年9月12日,在中共高層的一次會議上,話題轉到有人說中共領導人‘在海外有存款’的問題上。薄一波說:‘對那些胡說八道、造謠誹謗、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要硬一點。’這時鄧小平說話了。他認爲,造謠誹謗要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依法處理。但是對不同政見,不能這樣。他說:‘有些人有不同政見,這是允許的,比如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見,不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如把這個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太複雜,整個社會空氣都要變了。’”(380-381頁)另外,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一書中引用了趙紫陽在《趙紫陽披露中南海內幕》裏的一段話。趙紫陽說:“關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經探過鄧小平的底,當時鄧小平的意見是:一、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二、可以開放報禁,允許發表對領導人的批評意見,但是批評一定要合法;三、絕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鄧小平的底線。”(第117頁)
根據上述信息,我們可以認爲,在六四之前,鄧小平確實有意實行政治改革,首先是實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回到當時的政治大氣候,鄧小平有這種想法也不奇怪。1987年,臺灣的蔣經國解除了報禁黨禁;1988年,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蘇聯出現了言論自由和社會輿論多元化。
但事實是,中國後來卻發生了六四。在短短的五十天內,鄧小平就從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轉變成下令屠殺和平抗議的民衆。不過這種180度的大轉彎也不是沒有類似的先例的。例如1957年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號召人民羣衆給共產黨提意見,本來也不是打定主意放長線釣大魚、引蛇出洞,但是其結果卻是變成了反右。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本來是要反左的,結果卻變成了反右,變成了更左。戴晴這本《鄧小平在1989》的價值,就在於它勾畫出鄧小平轉變的脈絡。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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