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江静玲:教宗访中国 是“重生”还是“教难”?

20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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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8日,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上从事每周一次的接见信众时,向来自中国的忠实信徒致意。(AFP)
2018年4月18日,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上从事每周一次的接见信众时,向来自中国的忠实信徒致意。(AFP)

意大利本周媒体报道,教廷国务院正秘密安排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首站设定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地 - 近日才解除封城的武汉,并期待把这项历史性的访问定位为象征希望的“重生”。这项讯息,目前尚未获得教廷方面证实,但从教宗方济各个人意愿和教廷国务院现任掌门人帕洛林推进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观察,此一讯息应非空穴来风。

至于方济各最终是否得以访问中国,球不在教廷手上;方济各访问中国是“重生”,抑或是中国广大地下教会的“教难”,则是个大问号。

方济各是历史上首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明朝万历年间把天主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利玛窦也是耶稣会传教士。 2013年3月,我前往梵蒂冈采访方济各就职弥撒,一名娴熟教廷外交和天主教历史的欧洲资深同业建议,应与教廷内耶稣会的官员接触,了解梵蒂冈“东方政策”(Ostpolitik),尤其是在方济各成为教宗后教廷中国和大中华地区的策略。

当时,我得到两个初步结论,第一,教廷和北京间已定期密集协商多年,在主教任命上与中方几已达成某种协议;第二,方济各将会透过教廷外交管道对中国推进“东方政策”,以期达到天主教植根中国大陆,中国信徒得到牧养的目标。

“东方政策”是延续在冷战期间曾与苏联对谈,关心铁幕中教会的教宗若望廿三世认为罗马教廷应该是所有羊群的牧人的主张。若望廿三世1963年过世后,教宗保罗六世持续推进这个政策。批评者认为,教廷此一政策,有为宣教不惜向共产政权妥协之嫌。冷战结束后,这个政策在欧洲逐渐消逝;如今,面对中国共产政权,重新复燃。

方济各就职后不久,启用与北京打交道经验丰富的帕洛林出任教廷国务卿,并在2014年访问南韩飞越中国领空时,致电习近平。政治观察家以“见微知著”分析方济各此举和梵蒂冈外交政策。


资料图片:教宗方济各2018年4月18日在梵蒂冈与来自中国的部分天主教徒见面(美联社)
资料图片:教宗方济各2018年4月18日在梵蒂冈与来自中国的部分天主教徒见面(美联社)

2016年对北京立场强硬,反对中梵关系正常化的教廷万民福音部秘书长韩大辉被调到关岛。此一人事调动,透露教廷和北京准备进入新一轮协商,梵蒂冈方面必须先清除障碍。 2018年9月中梵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尽管双方都称这份由官方签署的协议是教务非政务,但协议详细内容却迄今未公布。

讽刺的是,遵循习近平19大演讲的“中国梦”指示,要求中国境内宗教必须具中国特色,中国政府2018年2月才出台了对宗教管理更严格的《宗教事务条例》。在此前提下,让人对中梵于同年9月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如何在中国的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间达到合一,更加质疑?

在临时协议两年观察期内,我们看到方济各再三向北京伸出橄榄枝表示自己爱中国,不直接触踫香港抗争议题,并肯定中国为防止新冠肺炎扩散的努力。亟欲突破与中国关系的教廷,全然看不到中共政府控制宗教的事实。

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观察期将在今年8月到期,双方是否会续签或以什么形式签署这项协议,目前都还不明。但新冠病毒显然改变了北京和教廷的互动,教廷趁中国备受国际隐匿疫情批判之际推动教宗访中,可谓盘算精密,借力使力。

教廷国务院对中国推动“东方政策”的一批官员相信,让方济各踏上中国即能打开对中国宣教的新章,改变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全面监控。从中共的纪录看来,教廷方面不是太乐观,就是太天真了。

中国此刻是否会接受教宗访问,除宗教信仰,从主权国家的角度观察,做为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只要台湾和梵蒂冈还有正式邦交关系,在两岸关系如此对峙的现况下,北京恐怕也不会轻易松口。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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