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許良英先生(江棋生)


2017.01.18
Share on WhatsApp
Share on WhatsApp
xuliangying.jpg 著名科學史家、人權活動家,許良英先生(資料圖片)

去年歲末,我在《從陳雲飛走上法庭說開去》一文中,真情點讚了很有骨氣的陳雲飛、吳淦、謝陽和黃文勳四位先生。今年年初,似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杭州的許曉光博士給我發來了沉凝厚重的《許良英紀念文集》——許曉光的三叔公許良英先生,正是一位極有骨氣的中國知識分子。

將近四年前的2013年1月28日,93歲高齡的許良英先生與世長辭;他的極有骨氣,已然蓋棺論定。不,許先生的極有骨氣,實在是未蓋棺而早有定論:無論是展讀《許良英紀念文集》,還是開動谷歌搜索引擎,人們都能很快知曉,許先生早在生前就被譽爲中國後極權社會中一位不可多得的諤諤之士;其爲人之剛直方正和表裏如一,讓人歎爲觀止。我要說,在國人特別需要新鮮空氣以使肉體健康存續、特別需要真話實話以爭取靈魂生存權的今天;在不少喫瓜羣衆因奴性人格之作祟連不參與撒謊都不敢的今天,紀念和追思這樣一位大寫的人,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和意義。

許先生的骨氣和勇毅,在我心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1992年10月,他無畏地挺身而出,實名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公開譴責六四大屠殺。在當時的政治恐怖氛圍中,拿出這種“台州人的硬氣”,不計後果地針對鄧核心發出抗爭之聲,這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許先生的大義凜然對我的鼓舞和激勵,是刻骨銘心、不可磨滅的。

1995年5月,許先生和林牧先生髮起、並由他起草題爲《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寬容呼籲書頂着後極權的冷風苦雨,直面最爲敏感和犯忌的六四問題,指出六四是一場“震驚世界的人間慘劇”,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並釋放尚在獄中的有關人員。寬容呼籲書形成初稿之後,許先生委託我和其他人去徵集簽名。爲了避免在徵集過程中泄密而遭當局破壞,許先生決定事先不打電話,讓我們直接上門,一次不行,第二次再去。我記得自己騎了自行車,從中關村出發,最遠到達勁松垂楊柳的趙中立先生家。我還騎車去了東總布衚衕梁志學先生家。梁先生對我說:許先生有骨氣,有水平,以後只要是許先生起草的東西,若需要簽名,就只管把我的名字簽上,無須再來徵求我的意見。此外,我還去了南沙溝的茅於軾先生家、虎坊橋的邵燕祥先生家和三義廟的冒老先生家。他們三位在讀過寬容呼籲書初稿後,平和地向我敘說了自己不準備簽名、打算用其它方式發聲的意見,我則如實帶回給許先生。

除了標誌性的骨氣之外,許先生冷峻地剖析和否定自己,勇於追求真理、皈依普世價值的精神,也非一般人所能及。

許先生本是一個篤信和迷信毛澤東思想、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決心不惜犧牲生命去實現“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人。通過認真的獨立思考和不斷的自我反省,許先生在1974年“恍然大悟”,識破毛澤東是暴君和騙子的真相;在1987年更進一步覺醒,洞悉馬克思主義主張專政、反對民主的本質,並由此成爲一位堅守普世價值、徹底批判極權主義的名副其實的持不同政見者。惜乎30年後的今天,以李銳先生爲代表的、令人尊敬的原《炎黃春秋》作者羣中,還鮮有人達到許先生的大徹大悟和“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許先生在剖析自己、抨擊極權時從不含糊,在鍼砭時論、品評人物上也不留情面,不怕得罪人——這是許先生的又一個標誌性特點。

許先生對何祚庥、柳樹滋、錢偉長、吳稼祥、蕭功秦、袁紅冰、彭明、楊振寧、戈革、汪暉、崔之元等人一針見血的差評就不必說了,他對於光遠、李澤厚、王元化、季羨林、金觀濤、董光璧、仲維光、樊百華等人的批評也是足夠尖銳的。此外,也不必諱言早就傳開的1994年4月將劉曉波、周舵從家裏罵出去一事。還有,胡平在反思八九民運時提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後,被許先生譏評爲“視他人生命如敝屣者,怎可自稱民主派?”(見許良英:“89”十年感言)。而對劉軍寧刻意強調“憲政”,許先生則認爲毫無必要:“要在‘民主’前面加上‘憲政’兩字,完全是多餘的累贅”(見許良英:“89”十年感言)。許先生的不怕得罪人,還有我親歷的一件小事爲證。2010年5月10日上午,我陪同許先生去北京醫院送朱厚澤先生最後一程。在和李銳先生等打過招呼後,我見到了2、3米開外的杜光先生,就輕聲對許先生說:那是杜光。他看了看,不說話,往右拐個彎,走過去了。我覺得奇怪,就對他說:杜光也是浙江人啊,你不認識他嗎?停了一會,他說:我怎麼不認識?!我不想跟他說話。後來我才知道,許先生肚裏有氣,因爲杜光先生“絲毫不敢批評馬克思主義”。

的確,在許先生認爲比較大的是非對錯問題上,當他心裏認爲別人確有謬誤或不當時,他必定會表裏合一地表現出來,這個時候,真的就會臉難看,話難聽。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凡興先生,興沖沖帶着自己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書去見許先生,結果被許先生劈頭蓋臉批了一通,回來對我說:受不了,受不了,以後再也不去了!事實上,許先生的直言不諱是不分親疏的,對我這個他認可的忘年之交,也一樣。別的就不多說了,就說2004年6月下旬,許先生在爲我的《看守所雜記》“欣然”作序時,再次嚴肅批評我八九民運時“愣是不相信鄧小平真會下令軍隊向學生開槍”。此外,許先生還專門打電話把我叫到他家中,要我將《給母親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物理學論文之相關內容刪除。我對他說:我那樣提是比較客觀的,不算過分,應當全文發表。他隨即對我說:那麼,我就要在序言中相應寫一段話,表明我的不同看法。我說:我同意這麼做。許先生說到做到,以佔序言五分之一強的篇幅談論時間反演變換,並引述了劉遼教授維護原有定論、否定我的挑戰性結論的見解。

在我和許先生的20年交往中,如上所述,他會直率地對我的一些看法不以爲然;而我呢,也會對他的某些見解表明難以苟同的態度。且舉三例如下:

其一,我和許先生都認爲,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對改寫世界歷史具有重大的意義。但如何評價這種意義,我和他的看法並不相同。許先生的見解是,中國的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導致”東歐、蘇聯極權主義政權的全面崩潰(見許良英:“89”十年感言)。而我則認爲,上述因果關係實難成立。我的依據是,到1989年春夏,以波蘭團結工會艱難悲壯、卓有成效的抗爭爲先導的東歐鉅變,事實上已具不可抗拒、呼之欲出之勢;震撼世界的中國八九民運和六四慘案,乃是“加速了”東歐鉅變的到來。若說成“導致”東歐鉅變的到來,則明顯誇大了其歷史作用,與事實不符。

其二,我對胡平先生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之策也有異議,但是,我並不認同許先生所說的“分明是賭徒和證券投機商所慣用的策略”(見許良英:“89”十年感言)。我對胡平的批評僅僅是:在實踐中,在可操作性上,如何達成“見好”或“見壞”的共識?一部分人“見好”了,另一部分人卻不“見好”,怎麼辦?“收”,還是“不收”?基於上述考量,我認爲這樣的策略在羣體實踐中行不通。

其三,強調“憲政”真的如許先生所說,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嗎?恐怕未必。當年,在許先生批評劉軍寧、張祖樺的時候,我沒有違心地附和。現在,則更出現了一道中國特色的後極權奇觀:許先生一再強調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和法治,都被當局一一拿過去山寨化了,然而,當局卻就是一根筋地與“憲政”勢不兩立,鐵了心地專和“憲政”頂牛,擼起袖子在“憲政”面前構築最後的上甘嶺防線,旗幟鮮明亮出劍來和“憲政”死嗑!這樣的奇葩政治圖景,應是許先生始料未及的。

總之,從我的親身經歷來看,只要你不說假話,不說混賬話,許先生是蠻講道理的,是可以和他論辯,可以不必與他“保持一致”,可以據理“妄議”他的觀點的;甚至,有一次我的倔脾氣上來了,還和他火爆地頂撞起來。那是2007年冬日的一個下午,許先生再次批評我將精力過多地放在物理學研究上時,我依然作了並不示弱的辯解。突然,他急了,從說我的研究是90%沒希望,一下子蹦到“肯定一點也沒希望,不要再浪費精力了!”我聽了以後,無名火騰地竄了起來,大聲質問許先生:你憑什麼這麼說?!並要許先生馬上認錯。之後,雙方誰也不說話,僵在那裏。一旁的王來棣先生從未見過我發這麼大的脾氣,一向臉有笑意的她變色了,提高了嗓門說:怎麼你倆都一樣倔啊!快別這樣了!她勸許先生認個錯,但許先生就是不說話。而我也不再說話。兩人如此沉默至少有5分鐘之久後,我起身向王來棣先生告辭,下樓後坐上了張祖樺的車。祖樺和王天成早就在812樓下等我,要一起趕往蘇家坨的一家陽坊涮肉店,劉軍寧會在那兒作東請我們。軍寧先前推薦過,說那是一家福建人開的店,不僅羊肉好,海鮮也好,而且便宜。那天,祖樺和天成見我臉色很不好,我就說了和許先生爭吵一事。一路上,我心情沉重。有一段路,是我開的車,差點開上了馬路牙子。到了涮肉店,我也沒食慾。我並不認爲許先生沒說錯,而是責怪自己爲何如此不耳順,如此把控不住,把一位87歲老人氣成那樣。

然而,除了一臉的自責,氣度不夠的我並沒有去做什麼。幾天以後,是許先生主動打破了僵局。他打來電話時,我不在家中,他語氣和緩地對章虹說:“讓他有空來一趟,我有事和他說。”隔天我去見許先生,他說,你覺得你的研究有價值,那就去做,但是,其他事情也需要你多出點力啊。我和他交往中並不愉快的一頁,很快被心無芥蒂地翻過去了。

當然,從總體上來說,我對許先生的很多看法是相當認同的。比如,他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尖銳批判,對“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改進版現代資本主義的揭示,對顧準的充分肯定又非溢美之評價,對“(自然)科學不是生產力”的認知(可惜的是,我的博士生導師黃順基先生則認爲“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等等,都會使我從內心發出思想的共鳴。此外,他的“我有敵人”的基本立場,也正是我所持有的立場。許先生說:希特勒這類殺人魔王不僅是個人的敵人,也是全人類的敵人,他們犯的是“反人類罪”。這樣的人怎麼不是敵人?!我同樣認爲,希特勒這類國家恐怖主義殺人魔王,是我眼裏的敵人;那些喪心病狂的恐怖主義分子,是我眼裏的敵人;那些爲維持獨裁或專制政權而肆意踐踏人權的兇手,是我眼裏的敵人。而且,我也實在做不到眼裏有敵人,心中無敵人。就像我做不到眼裏有霾、心中無霾一樣。

最後我要專門提及的是,一身風骨的持不同政見者許良英先生,除了公開痛批過毛核心、鄧核心之外,也曾好好修理過江核心。1997年冬,江澤民在訪美前夕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採訪時,望文生義地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引出真理是相對的,因此人權和民主也是相對的結論。江接受採訪的第二天,《華盛頓郵報》記者打電話給許先生,要他對江的訪談內容加以評論。許先生以他招牌式的犀利風格一語中的地評論道:江是不懂裝懂,信口開河,犯了雙重錯誤。首先,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是哲學上的“相對主義”,而是實際上的絕對論。相對論中的“相對性原理”是:自然規律與觀察者的運動狀態無關,也就是說,自然規律對於任何觀察者都是一樣的。其次,人權和民主理念,是人性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體現;由於人性基本上是共同的,人權和民主對於全人類具有普遍意義,不存在所謂“相對”的問題。

許先生說得痛快,說得精彩!許先生是公認的愛因斯坦精神在中國的傳人,在我的書架上,除了許先生等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外,還有許先生贈我的《愛因斯坦語錄》、《愛因斯坦奇蹟年》和《愛因斯坦文錄》。不過,關於相對性原理,除了從絕對性視角去理解外,還可以給出另一種詮釋,那就是自然規律的運動對稱性。也就是說,自然規律總是平等地,即對稱地,對待每一位運動着的觀察者。於是相對論中的相對性原理,也就成了自然界的一條基本原理——對稱性原理的重要體現。

作爲一名從“好之者”走向“樂之者”的物理學人,浩瀚宇宙中悽美迷人的對稱性,令我心馳神往。而現代科學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對稱性是自然規律的基礎和宇宙演化的關鍵。世事蒼狗白雲,但我潛心琢磨物理學三大分立對稱性——時間反演對稱性、左右對稱性和正反共軛對稱性久矣,且自認爲已覓得獨創之新論。如今,在霧霾偶爾散去之隙,仰望深邃之星空,遙對許先生的在天之靈,我要實話實說:雖有先生和劉遼教授與人爲善的多次勸導,但在求真問實的物理學探索之路上,吾將從心所欲、一意孤行矣。

先生,我真的也成一名倔老頭了麼?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