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炎黃春秋》自費訂閱者(江棋生)


201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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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805-ql1p1.jpg 被當局接管後今年第8期《炎黃春秋》。(網絡圖片)

1989年六四事件後,以《人民日報》和《求是》雜誌爲代表的官媒,在我眼裏就成了一堆廢紙,我的態度是:不訂、不買、不看。但是多年來,我卻一直自費訂閱三份雜誌:《炎黃春秋》、《隨筆》和《英語世界》。我還常常以近乎傳銷者的熱情,向還不會翻牆、或不敢翻牆的朋友推介《炎黃春秋》,敦促他們去郵局訂閱,或在報亭購買。

我爲什麼這麼做呢?因爲我認爲,在大陸所有的“合法”出版物中,《炎黃春秋》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雜誌,是一本儘量“說真話”和用心“把真話說好”的雜誌。現如今,天下文章,何止汗牛充棟?哪裏看得過來?要看,只能看說真話的文章。不僅如此,還只能看那些把真話說好的文章。此類文章的確抓人,閱之如沐春風,如飲甘霖;讀後讓人開竅,使人受益。

不用說,《炎黃春秋》做不到在什麼事情上都說真話、寫信史。在和既定體制的反覆博弈下,雜誌社給自己立了一個規矩——八不碰:不碰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六四事件、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多黨制、法輪功、民族宗教問題、《零八憲章》與劉曉波。《炎黃春秋》和其它報刊雜誌的主要區別在於,後者在“八不碰”之外,還要無奈按潛規則行事,又給自己加了許許多多的不碰,搞得禁區林立,寸步難行。而《炎黃春秋》則在“八不碰”之外的空間裏,不再自我設限、縮手縮腳,而是手持董狐之筆,不作違心之論,且不斷努力提升文章的品位和質地,於是就使這本雜誌雅俗共賞、很有看頭了。聽了我的推介而將其訂閱的朋友,鮮有人不對我說:這本雜誌還真不錯,訂得值。

除了這本雜誌在風雨中辦得出彩使我心生敬意外,最近在其生死存亡之際,雜誌社同人“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亮節高風和抗爭意志,令我肅然起敬。

這幾天,我的案頭一直襬放着2016年第7期《炎黃春秋》。其封面第一行印有——本刊編輯部:我們二十五歲了。一位年方廿五的小夥子,面臨被九五老翁施於宮刑的關鍵時刻,拍案而起,寧死不就,此乃中華真男兒也。如果在權勢蠻橫打壓下,雜誌社同人因恐懼而屈從變節、苟且偷生,則《炎黃春秋》必將成《人民日報》一樣的廢紙,生不如死。而《炎黃春秋》同人的道義形象和感召力,也將嚴重受損,無可挽回。在夏日炎炎、酷暑難忍的時間節點上,正是《炎黃春秋》同人的擔當和風骨,以及我對許志永、丁家喜、侯欣、郭飛雄、呂耿松、陳樹慶和唐荊陵等志士義人決不會被放上央視的“最後陳述”的重溫,有力地驅散了天津市二中院傳出的視頻給我造成的失望和不爽,並有效消解了翟巖民喪失公民氣息的猥瑣所引發的陣陣噁心。

在我動筆寫作本文的時候,按例應是2016年第8期《炎黃春秋》出版的日子。無疑,我心目中的第8期,是不會再來了。在就此別過《炎黃春秋》的悲情時刻,我這位自費訂閱者,想坦陳自己對這本雜誌的三點看法。
一、《炎黃春秋》功德無量,鑄成豐碑。

《炎黃春秋》以“求實存真”之史德,去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陳獨秀、戈爾巴喬夫等歷史人物,去碰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朝鮮戰爭、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蘇東鉅變等歷史事件,堂堂正正解構經官方刻意隱瞞、扭曲或篡改、顛倒的歷史描述,老老實實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科學地給出經得起歲月檢驗的史識和史論,這件事功德無量,鑄成豐碑。在此,我必須實話實說:我之所以能慢慢成爲一個明白人,《炎黃春秋》功不可沒。別的不談,單舉2016年第5期上南開大學李新宇教授“五四運動學生與政府關係再考察”一文,就是一篇難能可貴、對我有醍醐灌頂之效的好文。我一向認爲,五四運動的定論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的革命性羣衆運動。然而,根據李先生的考察,五四運動並不反對政府,更不圖謀推翻政府。她是一場愛國學生誓做政府之後盾,督責政府維護國家主權、並取得圓滿成功的運動。什麼叫“求實存真”?這就叫求實存真。

二、《炎黃春秋》社委會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看法,我難於苟同。

《炎黃春秋》社委會或通過杜導正先生之口,或通過“本刊編輯部”之言,將198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描述爲“扭秧歌”式前進的過程;有時則將其描述爲“碎步走”的歷史進程。兩種描述均表達了社委會同樣的基本看法,即總體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門一直未被關上,政治改革一直在走,頂多加上一句:“有時候停滯不前”。對此,我難以苟同。

基於我的觀察和認知,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之門旋即被關閉。1992年春,出於搞半吊子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鄧小平通過南巡打開了經濟體制改革之門。然而,懾於八九民運尤其是蘇東鉅變的震撼性衝擊效應,迄今爲止,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門就再未開啓過。不僅鄧小平不願和不敢開,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都不願和不敢開。27年來,不僅行動上不開門,嘴巴上也儘可能避而不談。不錯,溫家寶倒是聊過幾次,但一律如泥牛入海,冒幾個萌泡之後,再無聲息。

三、我對雜誌社着力推出的“民主社會主義”,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在《炎黃春秋》25年的生命歷程中,發生過一個重大的事件,那就是,2007年第2期重磅推出謝韜先生的萬字長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儘管我頗能理解謝韜先生和雜誌社的良苦用心,但事關對常識和學理的尊重,事關重要概念的釐清,我必須再次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

謝韜先生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爲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爲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第三種是以瑞典爲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在這篇短文中,我無法展開細談。我只能要言不煩地自問自答:以瑞典爲代表的北歐諸國所實行的,到底是什麼制度?我認爲,北歐諸國的基本社會制度,是一種有別於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兩高資本主義——高稅收、高福利的資本主義。這種兩高資本主義,與美國低稅收、低福利的兩低資本主義,同屬一家親,都實行多黨民主、以私有制爲主導;而與馬克思一黨專政、公有制爲主導的“科學社會主義”,有着至爲明顯的本質區別。一句話,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實質上是“福利資本主義”而已。

最後,我要極簡地重提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民主與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拿已故於浩成老先生的話來說,是薰蕕不同器——此說比較文雅。拿我的話來說,是尿不到一壺去——話糙理不糙。

2016年8月6日 於北京家中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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