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事件的意义(刘青)

广东乌坎村民维权高峰迭起,吸引国内外舆论和媒体强烈关注。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乌坎创造了一系列大陆首例,如迫使中共接受谈判和妥协的首例,打跑村内党组织、实现村民自治的首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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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说法还是有待商榷的,如打跑党组织、实现村民自治,恐怕早已经不是首例了。云南有个回民的村落,在文革期间与中共暴力对峙,遭到中共野战军残暴杀戮,全村不论男女老少被斩尽杀绝。村民挖了地道与中共暴力对峙,这显然不会还存在中共的党组织,而是反抗中共暴虐的民众在起作用了。

不过,乌坎村民维权的成效不论是否首例,所受到的国内外关注都是“六四”以后最显著的。因为打跑党组织和迫使中共谈判妥协,是中共抢夺大陆政权后难得一见的。中共对大陆民众历来用尽暴虐手段,按邓小平的说法,退一步中共就会亡党亡国。所以“六四”宁愿动用数十万大军,当着全世界杀戮和平请愿民众,也不做任何一点惊慌紧张的妥协。

作为具有典型和标志意义的乌坎事件,其所透露的政治和时代意义,格外重要。乌坎事件透露出来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中共未来必将面对越来越多的乌坎事件,要不断面对血腥镇压屠杀,还是妥协退让的选择。中共及其官吏敲骨吸髓地盘剥、欺压民众,逼迫越来越多的民众走上抗争维权之路。而中共对横遭侵害的民众的唯一手段,是进一步镇压和人身侵害,甚至生命剥夺。这种没有出路的残害、逼迫民众,唯有拼死反抗,乌坎民众维权的逐渐发展过程就是十分典型的。

乌坎民众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官员倒卖殆尽,近邻广州顺德的村民可以从土地每人每年分红百万,而乌坎村民多年来总共只得到每人500元。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贪腐侵吞,虽然大多数人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总会激怒有血性者不顾安危、挺身而出。

乌坎村民维权遭到了各种挫折和镇压,包括村民消极扯后腿和中共动用暴力,从威胁恫吓到抓捕关押和残忍杀害。但是决心为生存而战的人,并未因此退缩,反而从失败、挫折中汲取教训,成功地运用了高科技和村民选举,组成了有威望元老、村民代表和青年骨干的运作核心,领导村民打跑贪腐官吏和浩大游行,并最终迫使中共放弃暴力镇压并妥协谈判。

类似乌坎民众的强硬维权,仅是最近广东省便发生汕尾等多起。《纽约时报》评论说,大陆至少有62万个乌坎村,这是十分形象地点明了大陆社会的政治现实,而且也预示中共将面对数以十万计的血腥镇压屠杀,还是妥协退让的选择。

乌坎事件透露出来的第二个重要信息是中共必将面对内部的各自为政与强权暴政的选择。乌坎村民维权能够取得如此成效,与乌坎村民付出了惨痛代价、全村民众能够不顾危害、齐心抗暴,以及国内外形势和相关人员的具体做法是分不开的,这些都是取得这种成效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但是,有一点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便是中共没有采用血腥的屠杀手段作为解决乌坎村民抗暴维权的唯一办法。毫无疑问,中共如果像已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用血腥暴力对付民众的抗争,还是完全能够压制、消除掉乌坎民众反抗的。中共这个暴政唯一相信和习惯的语言,就是暴力。正因为此,中共在60多年的统治中,最难得一见的便是对社会民众谈判、妥协。而这次乌坎村民维权却迫使中共出现了谈判妥协,这其中主政广东省的汪洋,及其他那派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和至关重要的。

中共专制独裁的强人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再是中南海的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一些封疆大吏,有了各自为政的空间;对付民众的维权抗争,也便有多种形式出现。但是这种状况恐怕不会长期维持下去,中共必将对内部的各自为政与强权暴政做出选择。如果现有的一些变化不能开启民主的空间,那么惯于血腥镇压的强权暴政必将再次控制中南海,并将大陆推入血雨腥风的残暴杀戮之中。不过不论是哪种形式,都是一个短暂过程,因为大陆的中共专制政权面临挑战和衰亡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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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