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选举评论家蔡子强先生接受“HK01”访问，认为2019年的运动是“以一年多的时间、输掉三十年民主运动的成就”，批评“激进派”不认识国情、不懂妥协、急于求成、不衡量自己没有底牌就“晒冷”，以致香港被“一铺清袋”。
在过去两年，其实也不时听到这类观点，不过大多来自温和建制、蓝丝阵营，这次由于发声的是代表了泛民选举评论界的蔡先生，就引起不少回响。我想，这是很需要认真讨论的题目，不应把焦点放在人身上，以免见树不见林。但讨论的切入点，却又必须从对事不对人的“蔡子强选举观”谈起。
假如在正常民主国家，蔡先生的选举评论，自然正常大路：那个党派多了一席、怎样弃保、怎样告急等等，虽然有点“阿妈系女人”，但对大众媒体、普及教育，这功能必不可少，也启蒙了好几代人。但假如我们稍为站高一点，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的角度，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究竟香港的选举，是选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好像又是“阿妈系女人”，但其实非常不好答，因为“香港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是博士论文级的题目。当局者迷，几十年来，香港的选举评论似乎很少触及这焦点，以致不少朋友对“香港为什么享有今天的地位”这问题，经常都有一厢情愿的想像，却经不起推敲。
在正常社会，市民会期望选举有三大功能：
1. 合理的利益分配。
不同的政治模式，本来就是不同利益分配的制度，这里说的“利益”既包括商机、薪酬一类物质，也包括理念、远景一类价值观。正常选举的结果，反映了不同阵营、利益集团、理念联盟的支持度，而得票多少，则会粗略按比例反映到选民的得失身上。例如德国绿党崛起，环保政策自然变得重要；台湾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党产、中天一类亲大陆大外宣自然受到整肃。
但香港的选举和利益分配，却几乎是相互无关的。香港大约80-90%雇主都是建制、大财团、蓝丝，但约有60-65%非建制铁票，非建制派多了一席，不会多了十间“黄色产业”；民主党全盛时帮不了支持者找工作，不断萎缩后也不会影响支持者找工作；民建联输了一两席，除了对当事人自己有影响，亲北京阵营的机会、资源依然源源不绝。到了最后，选举的焦点，逐渐变成男女团淘汰赛真人秀，真正的影响，只是“边个有一份十万蚊既工”。
2. 生活方式的捍卫。
香港人不分黄蓝，本来普遍以“没有民主、但有自由”的生活模式为最后底线。这个最大公约数，成了“一国两制”出现时，被香港人普遍接受的共识。但这个“没有民主、却有自由”的国际特例，和选举同样100%无关。
六七暴动之后，英国人大幅开放公民社会参与，结社蓬勃发展，言论百无禁忌，由一国一制、港独、归英到民主回归，都是百家争鸣。但那时候，立法局连一席直选也没有。到了2021年，那个所谓被“完善”的议会，却好歹依然有20/90的地区直选议席。换句话说，香港的这种空间，更多是中英两国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妥协产品，没有因为选了谁、或没有选了谁，而出现根本改变。2003年的23条立法拉倒，更大关键是那时的北京愿意妥协：不是和港人妥协，而是和国际社会妥协，因为那时不妥协的国际代价，不是那一刻的北京所能承受。就像2021年的《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突然拉倒，不是因为出现了、或没有出现一场一百万人的游行一样。
3. 政治权力的争夺。
香港《基本法》的选举制度设计，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确保占民意主流的非建制派不能通过选举得到执政权。而只要这一点不能达到，多一席、少两席，就完全无关宏旨，而且和政制发展、民主化速度之间，更毫无因果关系。是不是这一届非建制派多了一席、多了几万票，普选就会快点出现？不会。《基本法》确实说过“循序渐进”，但同时也提及了一大堆模棱两可的头盔，无论怎样演绎，都涉及一个由人大抛出方案的过程。这方案的内容，和香港有多少人投自己一些说会争取民主的人，属于两个独立函数。选举唯一可以影响大局的方式，理论上就是根据《基本法》的游戏规则选赢，这却在《国安法》后被指“夺权”；姑勿论北京如何看，主流泛民领袖在2019年前，连最后这一点也没有去做，或不愿去做。
既然正常选举的三大功能，在香港都一直不能达到，选举的最大价值是什么？民主运动是什么？这些功能还可以怎样以其他途径争取？对这些问题的觉醒，其实才是本土派兴起的原因，与“激进”不“激进”完全无关。当然，选举自然不是一无是处、民主运动不是一事无成，毕竟可以产生一些民意代表，去关注各种议题，很多前辈也非常值得尊敬。但客观效果，也就仅此而已。这和一般人对选举的期望，有严重落差。不少人开始相信“选举无用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北京从第一天起，就只是要香港的“议会”当人大式花瓶、橡皮图章，而不是要它真的发挥正常民主社会的功用。现在“完善”了，是坦白交代，杜绝了幻想，总是一件好事。
假如大陆真的遵守承诺，与香港“河水不犯井水”，纵然选举没有大用，也没有反效果。只要香港人的既有生活方式、既得利益可以维持，在香港这样的中产社会，相信不少人会想“民主不错，但就算暂时未有，我们也不介意慢慢等”。
问题是从2003年开始，河水就不断犯井水；到了2012年，更是公然大举进犯。
这是一个基本国策改变的问题，有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锐实力”政策，而这不只是针对香港，而是针对全世界。我经常举这样的例子：在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大量人晚上出席六四晚会，第二天就过关到深圳倾生意，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大陆不管你在香港的政治立场，香港人也不管你赚人民币。但2012年之后，中国明确将一切政治化，连外国企业在美国、英国讲“错”一句话，也不容许留在中国市场，何况香港人？在过去十年，无论香港人怎样投票、怎样抗争，“锐实力”政策下，香港人的利益早已大幅度受损，因为有人质、物质被勒索，而只能在金钱和信念之间取舍。香港人的意向越清晰，国进民退的速度却越快。今天西方国家终于觉悟中国“锐实力”是一种“胁逼”政策，终于开始研发“反胁逼工具”（anti-coersion instrument），依然成效微忽。
但起码是一种觉悟。
当中国连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庞大企业都来这一套，对“一国两制”的香港，怎可能例外？这新政策的出现，既有中共对分离主义、本土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有本朝习近平政府对中央集权、大数据监控比江胡温更病态的野心；既有国际博弈的大形势分析，也有国内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急速壮大、要直接控制香港这个白手套的内因。无论这些因素最重要是什么，“香港人有多少筹码、用什么策略”，从来不是北京决策者关心的主要思考范围之一，顶多只是side dish。
阿里巴巴的马云对中央政府不够恭顺吗？1966年就实质解放的澳门对北京不够听话吗？新疆“再教育营”对所有维吾尔人日常生活监控，难道不是在控制一切后反而变本加厉吗？
这种政策下，假如香港人什么也不做，不会得到和新疆不同的结局。而且从北京对内对外的政策，可以看到时日无多。要尽力挽回，而又不能靠选举，理论上，不出以下方案：（A）假如相信中国政府不能没有“旧一国两制”的香港，把希望寄托在和中国政府讲道理，就应该深入中国官场，不是唯唯诺诺当走狗、也不是争论是否进入中联办支持政改方案这类无关大局的决定，而是通过深入敌阵的任何方式，让中国充分了解保留香港制度优势对他们的好处，这是一些浅蓝的路线；（B）假如相信香港的地位是通过国际法维系，就应该将香港紧密融入国际网络，争取这方面的议价空间，以备不时之需，即所谓“国际线”；（C）假如相信抗争，无论力量多么悬殊，也应该思考怎样出奇制胜，这是2019年的“和勇合一”；（D）假如相信制度，最起码也应该研究现有制度的最大空间，例如2019年、2020年尝试通过选举制度变天，让人相信参选是为了执政，而不是为了多一两席。
没有一个可能性是（E），即蔡子强口中所说的单单靠尽力迁就北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赢”。这种说法，已经和2021年被夺舍后的冯检基等前“泛民”成员、即“新香港八大民主党派成员”，没有分别了。退一万步，假如真的没有任何筹码，逻辑上，对这样的对手，不能战，又怎能和？现在我们很清楚，上述ABCD北京都不接受，因为它们不容许挑战“一国”，自己有自己的蓝图，认为香港人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只能够配合当花瓶，就像1949年之后大陆的“八大民主党派”一样。
它接受“E”，唯一的原因是“E”没用。
假如没有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继续“蔡子强路线”，逻辑上，香港的下场只能是以下图像：中国“锐实力”雷厉风行，各国批评中国的声音都不能进入中国大陆、中国在各国的侨民都会战狼出击，同一情况下，香港的“非建制派”支持者只要一发声，工作、生意、学习就会受到影响；但已经壮大的大陆企业依然会大举进驻香港，从而改变香港的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因为国际形势令他们自以为不得不牢牢掌控香港这个白手套，普通话、简体字依然会取代广东话、正体字，各种政治不正确信息依然会被清洗。
英国人懂得的柔性管治、由下而上的法门，中国从来没有管理殖民地的经验，就是做不到。
这种已经算不上温水的温水煮蛙，会令香港人像1966年后的澳门人、1949年后的上海人那样，下场依然是被夺舍，但由于过程缺乏国际关注，几十年后，什么是澳门文化、什么是上海身份认同，已经大幅削弱，也不会有多少人关心。
何况早在2016年，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包括了香港；2019年前，中国的“社会信任评级系统”就预留了位置给香港；今天国安“大案”公布出来的情节，反映他们十年前，就已经对香港全体非建制派、乃至香港本身，就下了“港独”的定性。真正“认识祖国”的人，又岂会不知道？
2019年的运动，其实是扭转了这样的结局，赢出了一个能清晰定义的、世界都知道的、和中国大陆不同的另一个文明。国际社会的救生艇计划，制造了“海外港人”这个族群，未来十年内的300万海外港人群体，去捍卫香港核心价值、融入世界，这绝不是“蔡子强路线”足以制造的。
对香港人的利益而言，国际企业此刻对香港人的招徕，突破了中国“锐实力”的紧箍咒；而对依然有心“建设民主中国”的“大中华胶”，香港人和海外民运、各种异见人士，经过2019年，也终于无缝交集。青年人的牺牲非常悲壮，但他们并非不知道结果，而是明知道结果，而依然觉得牺牲有其价值，才能避免全体香港人被无声无双夺舍的下场。
我深信过了大黑暗时期，他们终究是时代的赢家。
讽刺的是，在“新香港”，中共“锐实力”笼罩下，能继续原有工作模式的人很少，显得自己在鸟笼内依然可以写专栏“畅所欲言”，来告诉市民“一切如常、继续争取一万年、外围情况没有变”的意见领袖，却是其一。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的香港人，对以上被扭曲、误导了30年的认知障碍，都是时候觉醒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蔡子强先生在墙内受访激起的讨论，相信会有助不同立场的朋友，看清历史的原貌。这方面的贡献，值得历史留名，也衷心希望他未来在“新香港”，过得平安快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