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沈旭晖:“新香港”政府留下来的人该怎样与极权交往?
究竟“新香港”留下来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极权交往?究竟妥协到哪个程度是以大局为重、怎样才算出卖同路人?大概没有人比一位历史人物更有资格分享独到心得,因为没有人比他承担更多骂名。这人就是汪精卫。
就像电影情节那样,当汪精卫的亲生孙女何重嘉女士,在我家中详谈这话题,那种与历史对话的震撼,久久不能平复。 。
汪精卫的后人几乎都是、或曾经是香港人,和香港渊源很深,一家也都是以广东话为母语,某种程度上,也许有一定接近思考模式,也说不定。认识汪精卫的孙女,因为在朋友介绍下,她曾邀请我在2020年与陶杰主讲一个讲座,去推介“汪精卫纪念策展馆”推出的一大套新书。后来因为运动和疫情,一切都要取消,但就从此有了联络。每次我有文字或访问提到汪精卫,她都会特别注意,
例如访问近九十岁高龄的李龙镳先生,谈及他小时候在沦陷区的生活,何女士就很有共鸣。
何女士在香港出生,中学就读名校圣心,然后到美国生活,依然视自己为香港人。她的母亲汪文惺女士是汪精卫的长女,父亲何孟恒出生革命世家,和汪文惺青梅竹马长大,曾当过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秘书,一生非常崇拜汪精卫,战后也被监禁了两年,获释后举家来到香港。何孟恒后来在香港大学生物系工作,退休后全职搜集汪精卫一切手稿、文件,以“还原历史真相”为人生志向。这股信念,令他退休后继续工作了40年,享高寿100岁才离世。
在家族后人心目中,汪精卫的形象是完美的:民国著名才子、美男,文采飞扬,文武双全,既有勇气暗杀大清摄政王、又能提笔成为孙中山文胆,精通日法等外语,待人温文有礼,家教严格,随时随地都有一大批教育程度甚高的粉丝追随。国共两党官史说他卖国求荣的污秽、种种权谋计算,他家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相反一直觉得他太忧国忧民、太天真太傻,才会自己跳火圈,导致身败名裂。
汪家后人这样看汪精卫,并非因为这位父亲 / 祖父保护了家人多少,或觉得对外承受骂名,就是为了家人安好。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汪精卫太“先国后家”,甚至有点暗示父亲对他们没有特别照顾、也没有安排特别后路,在家人的私利层面,有这样的先人并无好处。但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看见的汪精卫,和外间形象的判若两人,才有了发声的原动力。
何女士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长大,虽然汪精卫病逝日本时她还未出世,却从小到大深信不疑自己一家人是蒙冤的,觉得有责任对外公、外婆的历史定位做一点事。其实,也并非汪家所有后人都这样想,或这样做:他们当中不少人都不希望再提历史,因为直接受过歧视、创伤,唯独何孟恒、汪文惺这一支锲而不舍,近年新书更是一本本的出版,没有足够的毅力,不可能坚持下去。
汪精卫身为“汉奸”、“卖国贼”的历史定位,不单是国共两党官方历史都不可能撼动的终极定性,就算是一般人的日常对话,都经常以“汪精卫”借代“内奸”、“叛徒”、“二五仔”使用。但汪精卫的亲信、后人到了今天依然相信,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其实是有“大功”与国家、特别是国民,而且是明知道很可能连累整个家族,都依然要行那条路,那才是真正的“无私”。
何女士在对谈中,不断强调汪精卫政权保全了沦陷区人民的元气,是耶非耶,很难一刀切评价,却难免令我想到一批人的名字,例如“新香港”在《港区国安法》下,选择留下来的公务员,又或是“完善议会”“议员”。他们究竟是“厚颜侍敌”,还是“保全了新香港的元气”?
于是,我想起了认识多年的政务官(AO),A小姐。
A小姐外貌甜美,成绩骄人,曾驻外驻内,被视为明日之星。曾经有段时间,我们颇多交往,觉得她通情达理,不失为很讲道理的朋友。
《港区国安法》后,却见她步步高升,而某日读到一篇非常夸张、超越中联办范文样版程度的表忠文,据说出自她的手笔。
已经多年没有联络,但相信假如在平行时空,有机会互问近况,而没有旁人、没有人录音,她必然这样说:“让我做总好过给其他人做吧,起码我们还有分寸,倘若让中国大陆派来的人乱来,只会崩坏得更快,那样一般人岂不更难过?”
然而,政务官始终是政务官,英式用语毕竟残留两三分。而在大陆各省市,反而没有官员同步对“国际大事”写表忠文,偶尔也敢提相反意见。至于在“新香港”官场,据称反而一言堂。
究竟汪精卫政权是“软抵抗”,还是“积极配合日军”?差之毫厘,可以谬之千里。
不少文献记载,汪精卫本人确是不断尝试和日本据理力争: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保境安民,甚至在占领区内的教育制度恢复古学。这些动作,就像《港区国安法》前不少香港政务官,虽然没有一兵一卒,却是根据有限的制度,尽力抗衡一套侵入式的异文化。
而汪政权少数握有实质兵权的将军,即所谓“伪军”领袖,对日军很多都是阳奉阴违,同时半公开的与重庆国民政府建立关系,令治下地方变成缓冲区。其中一位庞炳勋本来是抗日名将,后来被包围勉强降日,却保持了自身实力,成为重庆联络员,日本战败后全师回到国军,国共内战后全身而退到台湾,开办餐馆安享晚年。
但与此同时,汪政权自然也有酷吏,成为日军马前卒,不但“依法”严厉执行日军命令,还会“做多左”。典型例子是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掌管“七十六号”,成为与戴笠齐名的恐怖大师,汪精卫对他也无可奈何。
究竟在“新香港”,“留下来的人”是纯粹躺平、按章工作“搵两餐”?尽力在可控范围内软抵抗、尽量保住元气?还是主动奉迎配合,甚至像李士群那样积极成为帮凶,比主子更无底线?单看外型,旁人并不容易分辨,只能祈求各凭良心,但愿还有很多第二类有心人默默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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