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沈旭暉：“新香港”政府留下來的人該怎樣與極權交往？

2022年10月1日，香港紀律部隊在香港會議中心外面紫荊花廣場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究竟“新香港”留下來的人，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和極權交往？究竟妥協到哪個程度是以大局爲重、怎樣纔算出賣同路人？大概沒有人比一位歷史人物更有資格分享獨到心得，因爲沒有人比他承擔更多罵名。這人就是汪精衛。

就像電影情節那樣，當汪精衛的親生孫女何重嘉女士，在我家中詳談這話題，那種與歷史對話的震撼，久久不能平復。 。

汪精衛的後人幾乎都是、或曾經是香港人，和香港淵源很深，一家也都是以廣東話爲母語，某種程度上，也許有一定接近思考模式，也說不定。認識汪精衛的孫女，因爲在朋友介紹下，她曾邀請我在2020年與陶傑主講一個講座，去推介“汪精衛紀念策展館”推出的一大套新書。後來因爲運動和疫情，一切都要取消，但就從此有了聯絡。每次我有文字或訪問提到汪精衛，她都會特別注意，

例如訪問近九十歲高齡的李龍鑣先生，談及他小時候在淪陷區的生活，何女士就很有共鳴。

何女士在香港出生，中學就讀名校聖心，然後到美國生活，依然視自己爲香港人。她的母親汪文惺女士是汪精衛的長女，父親何孟恆出生革命世家，和汪文惺青梅竹馬長大，曾當過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的祕書，一生非常崇拜汪精衛，戰後也被監禁了兩年，獲釋後舉家來到香港。何孟恆後來在香港大學生物系工作，退休後全職蒐集汪精衛一切手稿、文件，以“還原歷史真相”爲人生志向。這股信念，令他退休後繼續工作了40年，享高壽100歲才離世。

在家族後人心目中，汪精衛的形象是完美的：民國著名才子、美男，文采飛揚，文武雙全，既有勇氣暗殺大清攝政王、又能提筆成爲孫中山文膽，精通日法等外語，待人溫文有禮，家教嚴格，隨時隨地都有一大批教育程度甚高的粉絲追隨。國共兩黨官史說他賣國求榮的污穢、種種權謀計算，他家人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相反一直覺得他太憂國憂民、太天真太傻，纔會自己跳火圈，導致身敗名裂。

汪家後人這樣看汪精衛，並非因爲這位父親 / 祖父保護了家人多少，或覺得對外承受罵名，就是爲了家人安好。恰恰相反，他們認爲汪精衛太“先國後家”，甚至有點暗示父親對他們沒有特別照顧、也沒有安排特別後路，在家人的私利層面，有這樣的先人並無好處。但正因爲他們認爲自己看見的汪精衛，和外間形象的判若兩人，纔有了發聲的原動力。

何女士在這樣的家庭氣氛中長大，雖然汪精衛病逝日本時她還未出世，卻從小到大深信不疑自己一家人是蒙冤的，覺得有責任對外公、外婆的歷史定位做一點事。其實，也並非汪家所有後人都這樣想，或這樣做：他們當中不少人都不希望再提歷史，因爲直接受過歧視、創傷，唯獨何孟恆、汪文惺這一支鍥而不捨，近年新書更是一本本的出版，沒有足夠的毅力，不可能堅持下去。

汪精衛身爲“漢奸”、“賣國賊”的歷史定位，不單是國共兩黨官方歷史都不可能撼動的終極定性，就算是一般人的日常對話，都經常以“汪精衛”借代“內奸”、“叛徒”、“二五仔”使用。但汪精衛的親信、後人到了今天依然相信，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其實是有“大功”與國家、特別是國民，而且是明知道很可能連累整個家族，都依然要行那條路，那纔是真正的“無私”。

何女士在對談中，不斷強調汪精衛政權保全了淪陷區人民的元氣，是耶非耶，很難一刀切評價，卻難免令我想到一批人的名字，例如“新香港”在《港區國安法》下，選擇留下來的公務員，又或是“完善議會”“議員”。他們究竟是“厚顏侍敵”，還是“保全了新香港的元氣”？

於是，我想起了認識多年的政務官（AO），A小姐。

A小姐外貌甜美，成績驕人，曾駐外駐內，被視爲明日之星。曾經有段時間，我們頗多交往，覺得她通情達理，不失爲很講道理的朋友。

《港區國安法》後，卻見她步步高昇，而某日讀到一篇非常誇張、超越中聯辦範文樣版程度的表忠文，據說出自她的手筆。

已經多年沒有聯絡，但相信假如在平行時空，有機會互問近況，而沒有旁人、沒有人錄音，她必然這樣說：“讓我做總好過給其他人做吧，起碼我們還有分寸，倘若讓中國大陸派來的人亂來，只會崩壞得更快，那樣一般人豈不更難過？”

然而，政務官始終是政務官，英式用語畢竟殘留兩三分。而在大陸各省市，反而沒有官員同步對“國際大事”寫表忠文，偶爾也敢提相反意見。至於在“新香港”官場，據稱反而一言堂。

究竟汪精衛政權是“軟抵抗”，還是“積極配合日軍”？差之毫釐，可以謬之千里。

不少文獻記載，汪精衛本人確是不斷嘗試和日本據理力爭：歸還租界，取消治外法權，保境安民，甚至在佔領區內的教育制度恢復古學。這些動作，就像《港區國安法》前不少香港政務官，雖然沒有一兵一卒，卻是根據有限的制度，盡力抗衡一套侵入式的異文化。

而汪政權少數握有實質兵權的將軍，即所謂“僞軍”領袖，對日軍很多都是陽奉陰違，同時半公開的與重慶國民政府建立關係，令治下地方變成緩衝區。其中一位龐炳勳本來是抗日名將，後來被包圍勉強降日，卻保持了自身實力，成爲重慶聯絡員，日本戰敗後全師回到國軍，國共內戰後全身而退到臺灣，開辦餐館安享晚年。

但與此同時，汪政權自然也有酷吏，成爲日軍馬前卒，不但“依法”嚴厲執行日軍命令，還會“做多左”。典型例子是汪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羣，掌管“七十六號”，成爲與戴笠齊名的恐怖大師，汪精衛對他也無可奈何。

究竟在“新香港”，“留下來的人”是純粹躺平、按章工作“搵兩餐”？盡力在可控範圍內軟抵抗、儘量保住元氣？還是主動奉迎配合，甚至像李士羣那樣積極成爲幫兇，比主子更無底線？單看外型，旁人並不容易分辨，只能祈求各憑良心，但願還有很多第二類有心人默默耕耘。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