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沈旭暉：法家治港的連坐法：鄧燕娥案的牆內、牆外人質

職工盟前祕書長李卓人妻子鄧燕娥

職工盟前祕書長李卓人妻子鄧燕娥離英返港探監期間，突然被香港國安警拘捕，官媒這樣解釋：

“據瞭解，警方國安處初步調查發現，鄧燕娥出任董事的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自1994年起，收受美國、德國、挪威等組織過億港元資金。雖然中心前年跟職工盟相繼宣佈解散，據悉警方認爲鄧燕娥有繼續動用資金，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要求外國制裁本港等。”

單看這一句“放風”，似乎又是一宗“人質案”。不過這次國安要勒索的對象似乎不是李卓人等牆內的人，而在海外。以下細節，都很不尋常，很值得注意：

根據《港區國安法》寫出來的條文，單單是收受外國經費並不違法，本來那是預計在23條處理的“間諜罪”內容之一（《港區國安法》列名“違法”的是勾結外國勢力對中國或香港作出敵意行動之類）。換句話說，邏輯上，就算“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沒有解散，繼續接受外國資金，本身也不違法；而單純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無論是否牽涉資金，一個社交媒體的貼文，也已經可以算是“違法”。

所以一切都要由後者延伸。

如果說職工盟和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解散後、《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鄧燕娥繼續要求外國制裁香港，這起碼在公開資料，就看不到任何證據。而在公開數據能夠看到的，頂多就是有前職工盟成員到了海外之後，成立新組織，繼續關注香港情況。根據公開資料，鄧燕娥未見屬於其成員之列。

但現在的國安行動，卻似是要人爲無中生有的製造這樣一條“線”：“外國勢力”資助海外港人工會/組織，去反對《港區國安法》；而由於有這類組織由職工盟前成員創辦，所以“合理懷疑”前職工盟祕書長的妻子、本身也是資深香港工運中人、《港區國安法》後住在英國的鄧燕娥參與其中；而她所謂“祕密返港”（從機場入境又多“祕密”？），就是要繼續串連香港的前職工盟成員，包括往獄中探望的李卓人，哪怕他其實是自己的丈夫。

根據這樣莫須有的“邏輯”，不只是鄧燕娥，連在獄中的李卓人等職工盟前核心，和其他職工盟前成員，可以說，都已經全部成爲人質。假如在英國的海外港人組織不解散，它的一切工作，都可能被根據上述這條“線索”，成爲國安警控告香港職工盟前成員“勾結外國勢力”的原因。

至於證據、人證，根據《港區國安法》常態，只要隨便拘捕一些人、讓他們在獄中“囚徒博弈”，自然會出現污點證人，要怎樣的口供，就有怎樣的口供。至於鄧燕娥真正做了甚麼、沒有做甚麼，在《港區國安法》這樣的“法律”面前，自然毫不重要。

對海外港人組織而言，這是道德兩難。

如果這類人質外交奏效，基本上，所有海外港人組織核心成員都會有家人、朋友、前同事在香港，就算個個劃清界線，當國安警要抓人質，去勒索組織解散，都是舉手之勞。如果這些海外組織若無其事，繼續運作，人質的親友總有怪責“不顧全大局”者；但若因爲人質出現而停止運作，海外組織的其他參與者又會覺得這纔是“不顧全大局”，那豈不是從此甚麼都不能做。

基本上，這個政權的每一步，都會令所有人陷於道德兩難，結果都是白色恐怖、瓦解互信。要響應，需要勇氣和智慧。更需要冷靜。

商鞅的連坐法：何俊仁弟弟、鄧燕娥妹妹爲何被國安警拘捕？

更荒謬的是，香港的國安警拘捕從英國返港探監的李卓人太太鄧燕娥之後，又再繼而拘捕鄧燕娥的妹妹，與及鄧燕娥的代表律師、何俊仁弟弟何俊麒。他們的所謂“罪名”，據說是涉嫌在國安警搜屋前“取走證物”，破壞被捕者“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云云。

這樣的“罪名”，根據普通法原則，本來就是匪夷所思。當國安警找不到證據，就乾脆說對方毀滅證據，那邏輯上，如何找出證物鏈入罪？如何可以達到毫無疑點，去證實被告是故意帶走計算機、清洗歷史，而不是一個普通人的定期清理？是不是任何人丟垃圾，無論是實體、還是虛擬，都是“毀滅證據”？然則使用signal 的12小時自動刪除訊息，是否已經“犯法”？

但先不說這些。反正在“新香港”，法律條文早已不是重點，只具備參考價值。

無論國安警根據甚麼“條文”拘捕人，客觀效果，在社會傳達的訊息，就是可以傳播恐慌，搞連坐：以國安法拘捕李卓人，再拘捕他的妻子，再拘捕他妻子的妹妹，再拘捕他妻子的律師，而這個律師的哥哥又是早已經以《港區國安法》拘捕的何俊仁。當然，他們本身也具有組織、專業身份，但假如不是有連坐價值，是否會被這樣拘捕（以這樣的“罪名”拘捕一個代表律師已經令律師界震驚），大家都心中有數。

同樣的連坐，也曾發生在民主黨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身上：年前他的全家人都被匯豐銀行凍結戶口，但根據甚麼理由，卻從來沒有被公開透露。唯有假設，警方認爲許智峯的錢是“黑錢”，而任何轉移到家人的資源、包括家用和饋贈，都是“洗黑錢”，而且只要“懷疑”，就可以凍結。但有哪一個家庭，可以完全沒有金錢往來？是否父母子女夫妻喫飯，都必須AA制，否則就已經是“洗黑錢”？如果這樣的“罪名”可以凍結全家人、甚至包括非直系的外父外母的銀行戶口，爲何其他案件、哪怕是金融詐騙鉅款的案件，卻不聞有類似連坐？

問題是不可能每一個人在“新香港”感到風險，都可以疏散所有家人離開香港。而且這樣的政權，從來都是可以隨機執法，去擴大恐嚇效果，所以一般自覺有風險的人的家人不一定會被連累，或許大多數都不會，卻又會終日惶惶不可終日。結果，極權社會中人就會互相提點，“小心點，不要連累家人”；一些家人自然也會主動施加壓力。

這正是法家提倡的連坐“制度”：商鞅當年指定“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將毫不相干的人編成“什伍”小隊，互相監察，一人犯罪，全部有罪。在中共眼中，家庭也不過是一個一個的“什伍”，單是不主動檢舉家人，已經足以以《港區國安法》拘捕。這樣的政權，本身有十多億人，各自監察，全世界都成了人質。

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就這樣出現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