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沈旭暉：在"新香港"牢獄，誰是《沉默》的"踏繪神父"與"吉次郎"？

資料圖片：2020年7月1日，香港警察七一首次出動爲“港區國安法”而設的紫色警告旗，上面寫上“這是警方發出的警告。你們現在展示旗幟或橫額/叫喊口號/或其他行爲，有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等意圖，有可能構成《港區國安法》的罪行，你們可能會被拘捕及刑事檢控。”

記得曾經訪問臺灣淡水香港教會的王少勇牧師，他說最令他對現實世界和信仰反思的電影是《沉默》。從一些"新香港"形格勢禁下，一些朋友過去一年的改變，不期然令我想起王牧師談及的啓發以及《沉默》的兩個深度角色：踏繪神父與吉次郎。

這部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主角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在幕府時代的日本傳教，結果在禁教令下先後被捕。本來他們信仰堅定，堅拒進行“踏繪”儀式叛教，情願殉道，但當目睹其他教徒就算已經“踏繪”也要被殺、除非自己願意叛教的道德兩難下，最終爲了拯救人質而妥協屈服。

神父叛教後，自己也成爲日本幕府政權的人質、大外宣工具，負責防止有天主教/廣義基督宗教的“煽動思想”傳入日本，而每有教徒被“檢舉”時的審判，他們也要在場。他們需要不斷說信上帝在日本沒有土壤，不適合在日本生存，並勸喻教徒迷途知返，“說好幕府故事”。

王牧師認爲這些表面上叛教的神父，只是形式上、肉體上的叛教，但實質上、靈魂上依然忠於自己的信仰。根據小說，老神父臨終前再皈依天主教，以示自己的叛教只是爲了拯救教徒，最終在刑求下成爲殉道者；年輕神父死後，也被妻子偷偷帶上十字架陪葬。

然而從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說他們雖然拯救了幾個酷刑下的人質教徒，但此後一生都要協助撲滅自己的信仰，不得不參與“要麼叛教、要麼死亡”的暴政，

乃至成爲其一部份，倒不如自己與教徒一起成爲殉道者，來得更有感召。電影交代了不少日本教徒視死如歸，真心相信死後去天堂的信仰，所以殉道時心境平和，反而沒有神父的心靈掙扎。神父的踏繪，究竟因爲保護人質、自己貪生怕死，還是自己暗地裏對信仰其實也開始產生質疑，或斯德哥爾摩症候羣作崇？這裏有衆多不同演繹。

更有層次的角色是“吉次郎”。

他是一個面目猥瑣的醉酒漢，電影中不斷出賣教士、不斷叛教，他的家人也是殉道者，自己卻偷生叛教活下來。然而在不斷踏繪的同時，他又不斷尋求神父

懺悔；出賣人的同時，卻又發自內心的要保護人、關懷人，兩者之間貌似完全衝突，卻都是來自同一個人。神父心中看不起他，只是因爲“職業需要”，而一次又一次接受他的懺悔。想不到，最後卻是這位吉次郎暗中保留十字架作爲護身符被發現，在神父也變節的大時代，成了殉道人。

一次又一次要自保，自然反映了吉次郎一次又一次的軟弱；但神父一次又一次的接受他的懺悔，卻逐漸令吉次郎真的感受到“信仰”，而不是一般同期日本信徒那樣，只是當耶穌爲本土化的偶像崇拜。最終，似乎吉次郎反而找到了自己，比神父更能令幕府明白到信仰不能打壓的硬道理。假如任何踏繪者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之後無論多麼後悔，也只能一條路走到底，不能回頭，那豈不是反而會令極權得償所願？

然而又用另一個角度看，假如每一個人的道德選擇都可以“無限復活”，怎知道最終這些人都會變成吉次郎，而不是單純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如果十個懺悔者、而獲得第二機會的人當中，只有兩、三個最終珍惜這機會，其他都是機會主義者，又是否應該依然提供這“更生之路”？

近日夜闌人靜之時，都在想起一些人，他們既是身邊的朋友，也是公衆已經熟悉的名字。想起《沉默》的故事，沒有想通，只有沉默。

吉次郎・投名狀・贖罪券

談及《沉默》的深度角色吉次郎，不是單純爲了讓“新香港”中人對號入座。

無論在哲學/精神層面，還是在現實/戰略層面，如何回應“吉次郎們”，都是非常困難。正如《沉默》作者遠藤周作承認，入面每個角色、自然包括吉次郎在內，都可以是自己，因爲都反映了人性複雜的深層結構。

在太平盛世、和諧社會，就像昔日舊香港，吉次郎是不會出現的。唯有在社會倫理規範被外力強烈扭曲之時，人性纔會不斷受到考驗。不少經典文學作品，例如葡萄牙文豪薩拉馬哥的《盲流感》，都是探討類似扭曲狀態顯露的人性。

問題是當人的軟弱一面在強權各種壓力下原形畢露了，一旦社會回覆常態，或他一旦可以回覆自由，還有沒有二次機會？而未有機會原形畢露的，是因爲足夠堅定，還是根本連被壓迫的價值也不存在？

這個問題有兩極答案。

答案一是沒有，沒有二次機會。因爲“吉次郎們”已交出“投名狀”，不再可信。就像《沉默》的吉次郎，多次爲了自保出賣神父，“篤灰”，再拿取獎金，假如神父再接納他在身旁，等於放一個計時炸彈在自己身邊，非常不智，對自己其他身邊人也不公平，感覺很傻逼。

然而爲什麼會有“投名狀”的出現？昔日綠林中人爲了杜絕新來投靠的人叛變、告密，逼他們必須親自殺人，成爲共犯。由於沒有了退路，只能一條心走到底，而不少恐怖組織、邪教，當然還有共產黨，都是採取這種方式控制從衆。

更殘酷、更病態的甚至強逼新參加者要殺死最親的人，例如一些童兵販毒集團，才能逼他們“去到最盡”。假如投名狀不能破，這類暗黑組織的人數必然越來越多，暗黑勢力早就統治地球。

所以關鍵從來不是不能破，而是怎樣破，對怎樣的人可以破。

《港區國安法》後的“新香港”，投名狀已經變成制度，簡單如公務員、然後是任何接受政府資助機構的員工集體宣誓，就是最好例子。怎樣看待這投名狀？臺灣目前的取態是從嚴，宣了誓的人申請移民，很可能會被批有“國安疑慮”；英國目前則未有有關態度，就算是警察移民，只要有BNO，依然中門大開。然而願意即時放棄高薪厚職的畢竟是少數，我們都認識大量宣了誓的朋友身不由己，故事說多久也說不完。那究竟怎樣纔算公平？

另一極的答案是無限復活，典型例子是中世紀天主教的贖罪券。理論上，當時只要付錢，就可以從教皇和代理人那裏買“券”，去赦免自己的“罪”，死後依然可以上天堂，甚至可以爲死去的親友“代購”，到最後自然成爲教會斂財的工具。無論最初教會有多麼良善的“初心”，只要贖罪券變得不稀罕，不但不會令世人對罪產生恐懼，反而會有恃無恐，社會風氣也會變得非常犬儒。如果再有管代表牧師一類“神職人員”，因爲其他原因，堅持爲陳同佳一類殺人犯“贖罪”，這類行爲的公信力，更會一落千丈。

理性會知道，理論上，如果在一個最合適的時機，對最合適的人，伸出援手，給予原諒，破解他的投名狀，讓他重新開始，也可以讓社會明白極權的操作並非無懈可擊，理應對大局、小局、爲公、爲私，都是利多於弊。

但沒有人有全知視角，如果在不合適的時機，對不合適的人再給予信任，而最終又有反效果，傳遞的訊息就完全相反，而且也會連累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

爲減低再變節的風險，起碼需要一個配套，即所謂“反投名狀”；但說得容易，操作上就充滿困難，否則臺灣早就可以要求申請移民的宣誓者“反宣誓”。

說了那麼多，不是純粹有感而發：這樣的案例，在大時代，不時都會出現在大家身旁，信乎。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