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沈旭暉:澳門全面管治:“完善”博彩業,與“愛國者治澳”新選舉

2021.09.27
評論 | 沈旭暉:澳門全面管治:“完善”博彩業,與“愛國者治澳”新選舉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在投票。
(美聯社)

澳門六個賭牌將於2022年6月到期再批,各界一直疑惑,爲何澳門政府在剩下不足一年的時間,仍未展開重新競投的相關工作。直至不久前,澳門政府才就賭牌競投最重要的一步,即修改《博彩法》,發表諮詢文本,並展開爲期45日的公衆諮詢。從這份諮詢文本,可窺探澳門政府將如何主導未來博彩業發展,但這些在之前階段都像《港區國安法》一樣,被當局視爲“最高機密”,一點風聲也沒有泄漏,自然也沒有參考任何真正的民意。

一看修法內容,果然非常精采,有一陣陣濃烈的“韭菜味”,與中國近期對科技、教育等私企的強力監管方式不謀而合。而這個“習式監管”警號一響,直接導致六大博企股在一天內市值蒸發了近1500億港元。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表示,修改《博彩法》有九大諮詢重要內容,大約包括:

1. 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批給數量,當中法律明文規定,禁止將幸運博彩的經營權作出“轉批給”;

2. 批給期限;

3. 增加對承批公司監管的法定要求,當中包括提升法定最低資本額、提升澳門永久居民股東在公司資本所佔的比例等;

4. 對承批公司的僱員保障,促進本地僱員向上及橫向流動的措施;

5. 強化對承批公司博彩中介人以及合作人的審查機制,當中提及在有需要時,政府可對中介人所聘請的人員、合作人或其他具密切聯繫的人士及實體進行資格審查;

6. 承批公司引入政府代表,增加政府在幸運博彩承批公司的直接監察權;

7. 推動非博彩元素,建議要求博企引入非博彩元素的項目,例如舉辦國際或知名盛事及比賽等;

8. 社會責任,包括支持中小企發展、支持本地企業、聘用殘疾或後康人士等;

9. 新增兩項刑事責任及行政違法責任,當中包括“非法接受現金或其他款項的存放罪”。

雖然理論上,還要“依法”經過公開諮詢總結意見及起草法案等,但在今天“全面管治”下的澳門特區,上述的重點已經明顯得到中央的首肯,可以修改的範圍不大,一切只是走過場。而且下一屆的立法會再沒有民主派,法案勢必全票通過。

這股澳門未來博彩業發展的寒風,吹倒了六大博企的股價,劵商瑞信對這份諮詢文本,分析了幾項負面解讀。除了會引起股權稀釋風險、損害股東回報、減低了投資回報率、縮減貴賓廳業務規模,也會在目前的疲弱市況下,增加了監管風險。

從修法九大重點可見,澳門政府更想加強幹預博企的營運。雖然博彩業有其特殊性,相比一般行業應受到更多規管,但引入政府代表到博企管理層、提升澳門居民持股比例,以及要求博企增加非博彩元素和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等,無疑令博企在營運上的自主性進一步被削弱,令博企淪爲“準國企”。

對澳門博彩業勒頸,不僅是修改《博彩法》諮詢本文,澳門政府纔剛於日前發佈另一項諮詢,涉及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當中針對博彩業特別提到:“優化博彩業結構,要持續擴大中場收益佔比,嚴格審批新增賭檯申請。”

衆所周知,一直以來,賭場貴賓廳業務是澳門博彩業的“金蛋”,來自中國的富有商人、官員,甚至是臺底下的洗錢活動,貢獻出鉅額投注,才能夠令澳門變得如此富有。但是習近平執政近10以來,在中國經濟增長漸緩下,各種打貪運動、嚴控資金外流,以至近年嚴打非法網博和跨境博彩,澳門的貴賓廳集團已成爲中國走資其中一個“缺口”。

假如香港是“地上洗錢天堂”,澳門就是“地下洗錢天堂”。習近平既然要“完善”香港,又怎會不整頓澳門博彩業?2019年7月,澳門貴賓廳“龍頭”太陽城集團遭中國官媒點名,指它在海外大搞網博,害慘中國多少個家庭。這一槍,正正警告澳門貴賓廳的輝煌時期正式告終。幾個主要貴賓廳集團紛紛與網博業務割席或地下化,甚至準備好轉型或分散業務,但疫情重創了這些貴賓廳集團的步署。今天的澳門賭收,貴賓廳佔比降至3成左右,加上未來加強博彩業監管,貴賓廳的經營規模會進一步縮減。

套用索羅斯的說話,澳門六間博企也會成爲習近平獨裁統治下可以犧牲的工具,其命運與中國的私企無異。爲了能夠更平穩地“割韭菜”,中國首先要爲澳門安排“出路”,以擺脫過度依賴博彩業的舊有模式。因此,融入琴澳深度合作區,正是一個主要途徑。

根據上述國情,澳門博彩業會就範嗎?須知只要聽話,乖乖被“割韭菜”,六間博企即使一半屬美資公司,相信仍能可以留在澳門,甚至可以到橫琴投資非博彩業務,分散博彩業的經營風險。至於反抗的代價,不可測性太大,北京對此起碼是深信不疑的。與此同時,澳門連立法會的最後雜音也失去,相信也是當局敢於硬來的原因之一。

DQ民主派下的“新澳門”選舉:土生葡人高天賜是“忠誠反對派”嗎?


“後國安法時代”除了出現在香港,連澳門也未能倖免。第七屆澳門立法會直選和間選剛塵埃落定,受3組民主派早前被全部DQ影響,這次“選舉”錄得澳門主權移交以來最低的42.38%投票率,白票、廢票比上屆大幅加至合共超過5千多張。

選舉結果也毫無討論價值,14個直選議席當中,大部分落入幾大傳統建制社團手中。社會普遍認爲澳門立法會再無“真民主派”,憂慮將來連一點反對聲音都沒有,議會正式淪爲一言堂,更加削弱監察政府施政的功能。

不過也有一些意見指,澳門立法會其實還有“忠誠反對派”的:過往大部分跟隨民主派在爭議議題和法案有相同取態的土生葡人高天賜,他既沒有被“DQ”(取消資格)之餘,所屬組織還成功爭取獲得2個議席。那麼,他算不算是“民主派”或“忠誠反對派”?“民主派”是否未至於“全軍覆沒”?這問題除了對澳門人有意思,對被“完善”的香港選舉,也具有參考價值。

被DQ的澳門民主元老之一、前立法會議員吳國昌曾指出,澳門議會的派別分佈,大致可以分爲:“親北京的建制陣營”和“自由開放陣營”。在“自由開放陣營”裏,則包含民主派的吳國昌、區錦新和蘇嘉豪,以及代表公務員與土生葡人利益的高天賜。

由於傳媒,尤其是非澳門本地的媒體,常常將“自由開放陣營”簡稱爲“澳門民主派”,因此不少人會把高天賜也計算在內。

在往屆的立法會多項具爭議的法案和議案表決中,高天賜的取態都傾向與民主派議員相近,包括反對“離補”法案、支持辯論普選特首,甚至由民主派議員提出的六四致意動議,他也是僅有支持的議員。另外,部分由民主派發起的遊行或示威都有他的身影,但六四集會除外。所以,外界一般都認爲他也是“澳門民主派”一員。

不過,據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餘永逸於上屆選舉受訪時表示,“但是高天賜從來都沒有承認過自己是民主派的”。

高天賜目前在現屆立法會里,是唯一的土生葡人。他目前擔任屬公務員團體的“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會”主席,也曾經擔任亞太區葡僑委員會委員。

2015年10月,高天賜曾作爲中間偏左政黨“我們,公民!”(Nós, Cidadãos!),參選葡萄牙議會“歐洲以外”選區議席,引起了建制陣營質疑他對葡萄牙和中國“雙重效忠”的爭議。有澳門的親中學者表示,一旦高當選葡國議員,澳門立法會應審議他是否對特區不忠。不過他在該次選舉中敗選。

該次爭議後翌年,澳門立法會就通過了修改《立法會選舉法》,列明立法議員在任期間,不能出任外國議會或立法議會的成員。2019年的葡國大選,高天賜再沒有參選。今年4月,他更辭任葡僑委員,似乎爲參選澳門立法會“洗底”,避免再遭受非議。

高天賜去除所有“葡職”後一個月,即今年5月,便帶領會內骨幹成員,其中包括土生葡人和葡國人,參觀“國家安全教育展”。他的公職人員協會,所舉辦或參與活動的內容和方式,與不少澳門建制社團屬大同小異。

當3個民主派組別正式被DQ後,高天賜在選前被問到,是否同意他昔日幾位同事被DQ的判決。他回應稱,只能接受法院的裁決。至於爲何他無份被DQ,他則稱“要問返選管會,我自己唔可以講返我自己”。

不少澳門朋友認爲,高天賜的政治立場除傾向公務員利益外,其他涉及民主和民生議題都貼近民主派,但“不會去太盡,點到即止”。有批評者更指他是“騎牆派”,很懂得如何在澳門議會內生存。因此相信在澳門現在全面奉行“愛國者治澳”、民主空間更爲收窄下,高天賜在議會或更傾向保守,對民主議題更加有所避忌,但要繼續存在,特別是作爲土生葡人的裝飾品,卻大概不是問題。

這就是“全面管治”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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