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六)

20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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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六) 上图为我曾编辑过的《西藏文学》杂志;下图左是我在《西藏文学》发表的诗歌评论;下图右是我的诗集曾获中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1),十年后藏学家Elliot Sperling很有兴趣地给奖杯拍照。
唯色提供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4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在你的一些文章中,你质疑中国人“表述西藏的权利”。实际上,除了中国官方的叙述和流亡西藏的声音外,没有多少人听到来自西藏内部的声音。你是否认为有来自内部的代表西藏的声音?是否有“真正的西藏文学”、“真正的藏族文学”之类?

唯色:之所以没有很多来自西藏(图伯特)内部的声音,是因为今日图伯特及图伯特人的状况所致。但这么说的意思并不表示我就是代言人,我只能代表自己说话,或者只能力图代表一些人说话,而不是代表全体。全体这个概念是不符合事实的。就像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民族有被斗的人,有斗争别人的人,也有当时所说的“消极分子”等等。

我想,我并没有在文章中质疑中国人或汉人“表述西藏的权利”。王力雄就是地地道道的汉人,然而他的关于图伯特的著作和文章,却是关于图伯特的历史和现实甚为深刻而清醒的表达。实际上,至为关键的并不是有没有权利表述哪个地方,而是如何表述。我质疑或者说反对的是,以国家主义的立场、以大一统主义的立场来表述图伯特的方式。

事实上,持这种立场来表述的并不只是汉人。在体制内的藏人文人同样应声附和,其谄媚的腰肢可能更加弯曲。我曾在党的报社当过记者,在党的文学杂志社当过编辑,也曾写过“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我太清楚在无法掌握话语权的环境里,权力所允许叙述的规则,以及依附于权力的文人所遵循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所谓的“西藏文学”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呢?是西藏的文学?还是说写西藏的文学?还是说,用藏文写作的文学?我曾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做过十多年的编辑,我所知道的,这个“西藏文学”的概念就是党领导下的“西藏文学”,党花钱、花心力在拉萨办一个“西藏文学”杂志社,为的是要让这本杂志发出党需要的声音。党从来都有着对“西藏文学”的策划、安排和审查,如果符合,那就是“西藏文学”;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西藏文学”。当年我曾想编辑以“安多专号”、“卫藏专号”、“康专号”为名义的三期杂志,为此专门去安多和康地向藏人写作者约稿,但最后未能如愿。因为《西藏文学》还要接受宣传部的审查,我的设想被认为是“大西藏”的想法,而被否定了。

同理,也存在着另一种意识形态对“西藏文学”的想像。如果符合这个想像,那就是“西藏文学”吗?如果不符合这个想像,那就不是“西藏文学”吗?那么,什么又是中国文学呢?什么又是美国文学呢?语言不是一种写作工具吗?如果我用藏文写非西藏题材的作品,那也叫“西藏文学”吗?有过极权主义下生存经验的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引述过一位流亡诗人的话:“并非语言即家园,家园是被说出者。”的确,若不说出有关故乡生存的真实细节,滔滔不绝的母语只是粉饰残酷的工具。也因此,我个人是很排斥所谓的“西藏文学”这个说法的。

我并不认为目前没有表述图伯特的声音,当然是有的。并且我认为,不应该仅局限于图伯特境内,也即是说,并不是境内图伯特的声音才是唯一的“西藏之声”。如果世人想听见,应该能听见不少。这是因为从广阔的意义上讲,自1959年尊者达赖喇嘛及成千上万的藏人流亡异国之后,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用多种文字表述的声音:除了用母语写作的声音,还有用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声音。说起来,多么地丰富多彩,却是百味杂陈,却并不应该被忽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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