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RFA博客： 天葬師、“康巴松茸”、六十三根辮子及丹增德勒仁波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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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口就提天葬師，像是有意吸引讀者的眼球，難免流於俗套。這個似乎專屬西藏獨具的一種行業，往往容易引起介於不規範的解剖學與神祕的巫術之間的聯想，還會招來“落後”、“野蠻”、“可怕”之類的鄙視。即使是那套在網絡上流傳甚廣的照片（我估計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拉薩色拉寺附近的那個著名的天葬場，出於獵奇的遊客偷拍的），繫着圍裙、戴着手套的天葬師如同一位在露天實施手術的大夫，但他手起刀落之處卻是一具首身異處的人體（那人體是如此地有血有肉，簡直不像屍體），足以令其他文明的人們受到近乎矯情的驚嚇。

給我轉發照片的是一個嚮往西藏的漢地詩人，他有些心悸地問我：“難道你們藏族人死了都要這般了結？”倒是讓我頗費思量，因爲這不是三言兩句就能說得清楚的。看來對藏人的這種傳統葬俗只能進行文學化的描寫，比如有句詩是這樣讚美天葬場上分食屍骸的鷹鷲的：“光榮隨鷹背而飛翔”，可想而知會打動多少懷有西藏情結的浪漫主義者，而一個個操刀的天葬師，也就變成了化腐朽爲神奇的魔法師，似乎有着往返於陰陽兩界的本事。的確，天葬師並不是人人都能夠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若想成爲一個真正的天葬師，既要有足夠的勇氣處理無常的生命，還要有平衡世俗偏見的能力，更要有一顆悲憫的心。

在西藏或者說所有的藏地（必須添上“所有的藏地”，不然有可能被誤解爲只是今天中國行政區劃的西藏），天葬師指的是自己家鄉的那個幫助每個人走上輪迴之路的人，雖然他從事的這個職業與屠夫不同，但也素來被有所介意，可是在生活中卻誰也離不開，因爲在死亡的時候，我們除了需要喇嘛，還需要“刀登”（藏語，天葬師，康地發音。拉薩發音是“多典”）。

對於生活在柯拉草原上的藏人來說，在死亡的時候，除了需要大喇嘛丹增德勒，還需要刀登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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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仁青不僅僅只是一個天葬師。如果他只是一個天葬師，我就不會改變我的那次偉大的旅行（呵呵，這個形容詞當然是對我自己而言），特意騎一天的馬，跋山涉水地去拜訪他。

在這之前，我已經在康北的北端白玉縣和康南的南端稻城縣（需要說明的是，康北和康南位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傳統上這裏屬於東部康地），度過了完全地、徹底地沉浸在宗教氛圍中的一個多月。那是1999年的夏天，那時我還是《西藏文學》雜誌社的編輯。我終於可以把積攢了四個月的假期慷慨地、迫不及待地交給離開多年的康地。這麼講，似乎有重遊故地的意思，其實不然。曾經在康北的道孚和康區中心的康定生活的歲月裏我哪裏都沒有去過，原因是那時年幼，做夢也別想一個人漫遊康巴大地。大學畢業後在甘孜報社工作過一年多，先做記者，因不適應很快改做了副刊編輯，也只去過色達的縣城裏轉了轉，僅對騎馬穿城過的牧人提着雙卡錄音機傳出的彈唱有印象。之後去過父親的老家德格，百感交集，熱淚盈眶，血緣相關的至親們已去往另一個世界……總之我的計劃是用整個假期獨自走遍整個康區大地，參訪所有著名的、各個教派的寺院，瞭解有着悠久傳統與獨特習俗的民間，然後寫一本有關地理、歷史和人文的遊記，這聽上去是不是像誇下了海口？

果不其然！我不但沒能實現過於宏大的目標，喫喝玩樂的時間遠遠多於勤奮寫作的時間，而且返回拉薩後，在電腦上列出了數千字的寫作提綱，去洗印店洗出了上百卷彩色與黑白膠捲，寫了上萬字華而不實的開頭後，這本書就夭折了，雖然寫過兩三首詩和兩三篇散文（包括這篇散文的原型，原名爲“帶我去天葬場的仁青”，簡略版發表在2004年4月的《南方週末》地理版上），說起來既慚愧又惋惜得很啊。但在最初上路時，從未有過獨自旅行經驗卻雄心勃勃的我，把自己裝備成了一個很像那麼回事的揹包客。用阿巴本的話來說，他在雅江街上第一次看見我時，看見的不是我這個人，而是一個很大的揹包正在走路。爲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爲我的個子比較矮小，而我的揹包比較巨大，當我揹着裝得滿滿的、擠得高高的揹包一步步地走路時，別人從背後幾乎看不見我的腦袋。

記得在康北的白玉縣，每天一早我就從一借宿的人家走向整個縣城中最醒目的建築羣，位於半山坡上的白玉寺，直至傍晚才下山。我幾乎成了古千仁波切的專職廚師，雖然我的廚藝不怎麼樣，但土豆燒牛肉卻是我的拿手。只要敢於大把、大把地將辣椒、花椒和其他香料放進巨大的高壓鍋裏，就能做出色香味超級俱全的土豆燒牛肉。我相信古千仁波切身邊的扎巴（藏語，普通僧人）會常常懷念讓他們的嘴巴無法閉上的我。有一天，我正舉着佳能相機專注地拍攝着戴華麗面具的僧衆跳金剛法舞，突然聽得身後有人用地道的四川話問我：“你是不是一個純粹的藏族？”（四川話的發音把“純粹”說成“順粹”，把“藏族”說成“藏缺”。）回頭一看，我非常喫驚，因爲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再純粹不過的藏族老僧人，身材高大，面貌滄桑。我沒有回答，而是饒有興致地問他，“你咋個會說這麼純粹的四川話？”老僧呵呵笑道：“我在新都橋待過十幾年，跟我關一起的不是成都的賊娃子，就是邛崍的強姦犯，我咋個不會說他們的話嘛。”我當即就明白是什麼意思了。

所謂的新都橋其實不是橋，而是從康定翻過折多山後，通往康北和康南的分叉路和中轉站，來來往往的盡是忙碌生存的平民、趕路歇腳的旅人、參訪寺院的香客、運人載貨的司機，還有云遊各地、化緣四方的僧侶，以及進去監察民情或出去享受生活的官員，以及時不時就會源源不斷的軍車。但這位老僧說的是另一個很少被外人知道的事實，而當地人都非常清楚，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勞改農場，自從幾十年前“翻身農奴得解放”以後就有了，關押着整個甘孜州絕大多數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尤以1950年代所謂“平叛”和文革時代關押的藏人最多，還關押的有四川省諸多地方的犯人，難怪老僧能說一口四川話，他一定是被當做“叛亂分子”成了囚犯。不過他爲何對是否“純粹”這麼看重呢？這是我現在纔想到的問題，當時忘了問他。是不是他比較反感變得不純粹的族人呢？

提到廚藝，我想說的是，我在稻城的崩坡寺就不是廚師了，相反宗各喇嘛成了我的廚師。誰也不會想到一個熱愛閉關修行的喇嘛竟會做饅頭這種中式麪點，那不算白卻胖乎乎的饅頭泡在酥油茶裏很香，但更香的是宗各喇嘛親手揉捏的糌粑坨坨。康地的糌粑與拉薩的糌粑比較，雖然主要都是用流動的河水推轉傳統的石磨給磨出來的，但粉質粗糲些因而更有青稞本身的香味。連寺院下方河水裏的魚也喫糌粑，我親眼看見當宗各喇嘛來到河邊，大大小小的魚就遊了過來，他伸手將捏成小塊的糌粑伸向水面，竟有魚兒跳到他的手心裏來喫。我離開崩坡寺的那天，一輛從稻城開往康定的客車在寺院附近的公路上被宗各喇嘛攔住。他把我的揹包塞到坐得滿滿的車上時，還在我的衣兜裏塞了一樣東西。我想要看，他說現在不能看，等會兒再看，是沁顛（藏語，法藥）。當望不見半山上崩坡寺絳紅色的房子後我取出一看，竟是一張五十元的人民幣。我差點流淚了。要知道，宗各是一個清貧的喇嘛，他顯然是把我當成了一心朝聖的香客。

不過這輛客車只把我送到了小小山城雅江，原因是阿巴本的幾句話引發了我的好奇心，由此可見我的旅行充滿了隨機性。本來嘛，一個人在路上，想怎麼走就怎麼走，想在哪裏住下就在哪裏住下，隨心所欲，隨遇而安，這才符合“在路上”的本意。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