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的熊熊大火面前，虚构微弱如摇摆的烛光，好在这烛光仍然可以照亮幽暗的周围，在人性的白墙上投下轮廓分明的影子。- 盛可以
最恐怖的不是梦魇，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七零年代生的写作者，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代有历史感的写作者。有历史感，才有现实感；有理想的激情，才有当下的切肤之痛。盛可以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以如美剧《冰血爆》般冰冷、漆黑且荒谬的笔法写成长篇小说《锦灰》，成功颠覆了一百年前梁启超以单纯、肤浅且乐观的笔法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没有未来，正如书名《锦灰》所示——盛可以的灵感源自中国传统艺术锦灰堆，锦灰堆是以残破的文物片段构成画面，包括集破、集珍、打翻字纸篓等方式，那些破碎、撕裂、火烧、玷污、破旧不堪的残迹堆砌，宛如后现代艺术，正好契合小说的主题：繁华、残破、灰烬——这就是新中国的“三部曲”。
就理想的激情而言，对于这部作品，盛可以在一篇访谈中说，从书名到内容，她都非常满意，因为呈现了“最真实的自己”，带给她巨大的充实与幸福感，在这部作品中她内心那个充满理想的自我完全暴露出来了。
就切肤之痛而言，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有历史的影子，有当下的影射，也有对未来的恐怖预测。盛可以在后记中写道：“近两年有点风声鹤唳。一只古怪的手掌扼住了社会的喉咙，万马齐喑，一派清明。我原本是想写一个梦魇，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影响了我，情节发展偏离了原有的构思。当然，它仍然是一个梦魇，只是更为恐怖。”那双古怪的扼住社会的喉咙的手，就是习近平的手。习近平没有挑两百斤担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天生神力，却有消灭中国社会残存不多的自由的、作恶的能力。当中国的现实变得更加丑恶不堪之际，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只能与之平衡发展而变得更加恐怖。在中国当代作家之中，盛可以是屈指可数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作家，她触碰到极权中国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在中国当一名小说家，跟在拉美或非洲当一名小说家一样，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只需要像摄影师那样忠实地记录现实的真实，就足以惊心动魄、翻天覆地。这是身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的悲哀与荣耀。拉美并没有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流派，所有百年孤独式的“魔幻”都如同那里的人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一般，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盛可以指出，除了观察现实生活，她也从历史学家那里寻找灵感，写作此书期间读到西方学者冯客的《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想象力受了一闷棍，历史真实的荒诞细节，如果发生在小说中，读者会觉得脱离现实，胡编乱造，但真实就是那样令人瞠目结舌”。可是，比她更年轻的中国人早已不相信大跃进和大饥荒真的发生过，历史课本中从来不教这些内容，父母和祖父母也闭口不言。于是，小说家被迫承担起历史学家的使命，如同卡夫卡所说：“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一本《锦灰》，比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的课堂上学过的所有历史教科书更加沉重——然而，它却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
在天朝，使用比喻也是一种病
使用比喻的能力对于一名小说家而言至关重要，盛可以说：“我是一个酷爱使用比喻的人，我一直认为小说中没有比喻，像街道没有咖啡馆一样无聊。我相信想让作品永远‘不死’，就要用最大的热情在文字中展示才华，包括比喻，写出滚烫的人性，像电闪雷鸣时常撕扯在读者记忆的夜空。”作为使用比喻的高手，书中绝妙的比喻比比皆是，比如：“人民和政府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新信仰是一只虫，如果心是一片桑叶，它慢慢地把它啃得只剩一张网”、“人民沉默，像一座阴燃的煤堆，等待一个偶然的外因，燃起熊熊大火”、“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盛可以在小说中发明了一种奇特的病症“比喻症”：“我写作热爱使用比喻，曾对朋友说自己患上了比喻症，我很高兴我发明这种新病，并将其移到小说中。”正是现实中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消失，直接启发了小说中“比喻症”的诞生。这种病比现实中的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更严重。
小说的主人公女记者姚皿珠的比喻嗜好，来自其父亲的遗传——她的父亲因为异端思想被当局枪杀，那颗子弹被送给家属以示恐吓。这就跟文革时敢言的北大女学生林昭被枪杀后，当局上门向其家人收取五分钱子弹费的情节如出一辙。她出生于父亲中弹死亡的时刻，母亲将女儿视为丈夫精神的复活。母亲像被苏俄当局杀害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一样，将丈夫的诗歌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一首首教给女儿。盛可以一定读过《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知道另一个帝国存在过一名如此坚强的女子：数十年里，娜杰日达四处奔逃，藏身于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把丈夫的手稿藏在平底锅中，当危险逼近时又不得不烧掉。在小说《锦灰》中，同样坚强的母亲从小就教女儿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和《1984》这些禁书，母亲告诉女儿，虽然“兵器会改变世界，子弹能杀死理想，但思想是不会死的”。母亲送给女儿十八的生日礼物是一粒装在珠宝盒里的子弹，就是那颗杀死其父亲的子弹。
有其父（母）必有其女。叛逆之心是天生的。当女儿成为记者之后，每写一篇报道，就根据内容选择一首父亲的诗，放在篇首的诗句。“我爸的名字被锁在黑箱子里。他诗里的比喻无处不在，背景更迭，不了解他的年代，就无法了解他的比喻。但那些失去血色的诗句，放在篇首，仍然恰到好处。”女儿的悲惨命运也由此注定。因为追求真理，屡次使用尖锐的比喻，政府先是查禁了她的文字，然后断定其患了一种“新病”——“比喻症”，将其抓进“戒喻中心”隔离治疗，强制吃药、注射思想液，辅以抄写背诵历届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著作。“戒喻中心”用铁丝网围起来，宛如现实世界中关押数百万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不是监狱，比监狱更可怕。那里关押的全都是有理想、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了，再也出不来。她在里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病床号——六十四号病人。这个数字隐喻着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大屠杀之后，这个日子从中国公共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六月三日，就是六月五日，六月四日出生的人没有生日。
将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过去是苏联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当习近平掌权之后,勇敢地拿来为其所用。小说中的情节不断在现实中上演: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年轻女子董瑶琼被关进精神病,饱受折磨。2020年9月,其父亲披露了女儿的近况:2020年5月,董瑶琼再度被强行关進精神病院近两个月,释放后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痴呆发傻、反应迟缓,有时小便失禁都不知换裤,夜晚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疯狂尖叫、不叫任何人靠近。中共的暴政就是要将勇敢的反抗者折磨成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十四亿中国人,谁没有生活在福音镇?
在戒喻中心死于可疑的“心脏病突发”之后，女主人公失忆的鬼魂前往福音镇寻找丈夫。一如其前一本作品《死亡赋格》，盛可以将《锦灰》的故事安排在一个名叫福音镇的子虚乌有的地方。女记者来到福音镇之后，造蛊的巫婆给了她一种眼药，让她看见和听到了福音镇过去的事情，镇里的死鬼、活人、畜生和植物也都争相讲述其经历及所看到的秘密。
福音镇的人在穿衣做衣上很讲究，他们以口袋多少来表示地位高低与官衔级别。福音镇的统治者名叫袁清水，官职八袋，人们尊称袁八袋。普通人连隐形口袋也不许有，打补丁还规定，禁止使用标准圆形、正方形和长方形，如果裁缝把口袋做在外面，像私刻公章一样违法，穿的和做的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在这里，口袋像真理一样，被极少数人拥有。权力的确不是真理，但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制造真理，人民服从，久而久之真理和非真理之间的界线便消失了，说它真理，不是真理也是真理；说它不是真理，是真理也不是真理。
当有人偶然在山上挖坟地挖出金沙之后，福音镇决定开矿致富，进而建设“美丽新乐园”——“美丽新乐园”的说法，脱胎于赫胥黎的反乌托邦杰作《美丽新世界》。生活上进行统一分配，精神上信奉绝对的无私主义。为了养出牛一般大的猪，他们让公牛和母猪交配；为了肥田，他们强迫民众拆房子——拆房肥田是大跃进时期风行全国的粮食增产妙法。就连作为农业专家、当时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也违心卷入其中。光在1958年春耕前的大积肥运动中，广东全省就拆掉农民的房子一百六十万八千间。阳春县附城乡乡委发出战斗号令：“社社大搬家，突击五昼夜，积肥一千万担。”不愿拆房的农民，等他们下田劳动，当局就组织突击队强拆。等农民收工回家，祖祖辈辈住过的房子，已经夷为平地。
小说中更有剪发肥田的情节。当局要每一个女性剪光头发做肥料，不剪发女子的直接抓捕、被凌虐至死。在福音镇，你不能执着于头发是自己的，坚持“剪不剪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你没有妨碍任何人”。因为，你全部的身体和思想都是国家的。不剪头发是大罪名：阻碍新乐园发展建设，自私自利，反党反社会主义。
福音镇经历了短暂的共产主义阶段，随后进入饥饿时期，人们靠吃野菜、观音土充饥，吃各种动物乃至吃人肉成了普遍现象。书中写到一种被人们吃掉的、在2020年占据媒体头版的动物：蝙蝠。对于让全球数千万人感染、上百万人丧生的武汉肺炎病毒，中国官方宣传机构声称，源头来自蝙蝠。中国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那样，将蝙蝠列为必须消灭的第五害呢？
小说家笔下的情节先于真实事件的发生。在武汉肺炎病毒出现之前两年，盛可以就在《锦灰》描述了女记者访问第一个吃蝙蝠的女子温如春的故事：温如春说，人饿起来，什么都会往嘴里塞——“我吃过癞蛤蟆、蛹、蝎、蛇、壁虎，吃得最多的是蝙蝠。我体内天生带毒，我的唾液能毒死人，连那个最爱我的男人都不敢吻我。”一开始，别人都将吃蝙蝠的温如春视为怪物，但当大家都饥肠辘辘时，却又央求温如春带他们去捕捉蝙蝠。
最后，福音镇的动物只剩下人，人在饥饿者眼里也成了食物。这不是盛可以的“小说家言”，这段情节可以从另一位女作家伊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寻找人吃人见证》中得到印证。伊娃采访了宁夏数百个吃人案例，她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完全按照口述记录下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我的同类曾经因为极端的饥饿，被逼迫吃人肉求生，杀吃自己的孩子求生。……我试图询问到这些吃人者的名字，记录下来，绝对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谴责他们。我是想告知人们：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一个政权的耻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耻辱。”
福音镇因乌托邦实验失败导致人口死亡过半之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加速人口繁殖，掌权者们迅速制定人口增长计划，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从限制生育、强迫堕胎转变为想方设法提高人口出生率：统计育龄女性，掌握每个女人的经期排卵期，确保有效快速的怀孕。已有初潮的少女马上接受配种，绝经妇女开始吃激素。
在福音镇，死者不知道自己死了，鬼以为自己还是人。不过，这里没有“人鬼情未了”式的浪漫，只有超越你能想象的恶——统治当局向阎王租借女鬼的子宫繁殖生育。一名女鬼抱怨说：“我能不能自己做一回主呢？如果我的身体都不属于我自己，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呢？做人不自由，没想到做鬼也这样。早知道我就投胎变一头猪了，无忧无虑，死在屠刀下不枉一场好活。”这个《聊斋志异》般的桥段，可以参照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盲人律师陈光诚的自传来同步阅读。
当屠夫成为牧师，教堂成为刑场
盛可以的笔法汪洋恣肆，撒豆成兵。她突破所有的禁止，写极端状态下的食与色，写失去文化伪装之后的穷凶极恶，写冠冕堂皇的宗教背后的虚无与空洞。读《锦灰》，如同坐过山车，如果心脏不是足够强悍，你只能半途而废、掩卷叹息。
福音镇是一个仅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却有十二个少数民族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当局一声令下，所有少数民族统一为一个，摧毁教堂，给菩萨镀金，全镇信仰佛教。为了控制村民思想，请国际上的捕梦师来训练本地捕梦者，根据梦来抓人，这比中国历史上的“腹诽罪”可怕多了。当教堂被摧毁、剩下的断壁残垣成为刑场的时候，福音镇还有福音吗？
其实，福音镇从来就没有过福音，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巨大的反讽。教堂还在时，就只剩下建筑的躯壳，教堂早就被当作一个商业公司来经营。教堂的实际大股东是袁八袋，因为中央规定官员四袋以上不得经商炒股，袁八袋便将股份归入作为商人的小舅子名下。同时经营佛教寺庙的商人又委任原来是杀猪屠夫的叔叔为牧师。屠夫起初以为牧师就是装神弄鬼，像巫婆那样神神叨叨。不过侄儿告诉他，他只需要穿上黑长袍，走路时腰挺直一点，手在胸口画十字，将口头禅“狗日的”改为“阿门”就差不多了。
屠夫当上牧师没有多久，上级传来拆教堂和烧十字架的命令。商人安慰叔叔说，教堂没有了，牧师的职业没有了，他可以去观音堂当主持，主持赚的钱比牧师多得多，但在此之前他要好好劝说教堂的信徒配合拆教堂和烧十字架的工作。于是，屠夫登上讲台，对信徒们说：“从现在起，我不再是牧师了，我已经脱离了这个邪教组织。”
中国教会，多半与中国社会同构，对统治者并不造成威胁。即便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消灭基督教这一“舶来品”。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开始了文革之后最大规模的一轮宗教迫害，仅浙江一地就有数千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摧毁。比外部逼迫更严峻的，是教会内部的败坏。在香港，当民众在舍生忘死地参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抗争之际，一大群假基督徒和假牧师却下跪向共产党宣誓效忠。这些撒旦附体的恶人，能比小说中的屠夫牧师好多少呢？此种场景，圣经中早有清晰的记载：“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没有福音的福音镇，其实是共产国。人们以为共产天堂遍地黄金、包子免费，但当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逐渐散去时，人们猛然发现，他们身处地狱的血池中，将受到“沸腾之血”的煎熬。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