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解讀 | 余杰：中國沒有打贏抗日戰爭 陳登元《敗走千里》一本被盟軍查禁的“淞滬戰役實錄”

陳登元著作《敗走千里》封面（Public Domain）

《敗走千里》是一本奇書，一本禁書，一本好書，一本顛覆之書，一本幽暗之書，一本真相之書。它的作者是中國人，卻以日文寫作；它不能在中國出版，卻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日本成爲超級暢銷書；而當日本戰敗後，它又被美軍佔領當局查禁，可謂命運多舛。直到八十多年後，它的中文版纔在華人世界惟一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鄭南榕語）的臺灣出版——在抗日戰爭已成爲遙遠的歷史今天，這本親身參與抗戰的基層士兵的回憶錄，仍然有可能在中國、臺灣、日本和美國引發爭議與波瀾。

《敗走千里》的作者陳登元，出生於中國南方一個富裕的綢布商家庭，十四歲即赴日本留學，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纔回國。陳登元的日文老師是名作家新井，新井爲羣馬縣人，戰前因發表《憤怒的高村軍曹》、《礦工之夢》等作品而成爲日本“反軍文學”代表人物，又因爲有炮兵軍工廠以及兩年軍隊生活經驗，其作品被稱爲“勞工文學”和“士兵文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新井轉而支持戰爭，成爲“戰爭協力作家”，一九四三年發表了描寫作爲日軍翻譯的中國人及其女兒的紀實小說《父親，到哪裏去了》；一九四四年，其住宅遭受盟軍的空襲，搬家到千葉縣；戰後，新井未能找到教師工作，遂以行商爲生，也不再寫作——可見，他對作家這一身份已然深深絕望。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井收到陳登元的一封來信，並附上一本厚厚的書稿。陳登元告訴老師，他在故鄉被政府“強制徵兵”，參與了血腥的淞滬戰役，在炮火連天中身受重傷。原以爲傷好後可逃離軍隊，沒料到再次被送上前線。他再度逃走，在淪陷的上海完成此書稿。陳登元在信中寫道：“我將所見所聞、親身體驗的全部記錄下來，戰爭是怎麼回事，試圖以神之冷靜、客觀角度，以純粹第三者的立場毫無保留地寫出來。老師請一定忙中過目。”

新井讀了原稿後，立即判斷“大有出版價值”。依陳登元要求，“不變動情節，可改寫詞句”，新井只修正了少許不恰當的日文用詞，即將此書推薦在日本出版。而陳登元此後“人間蒸發”，再未與新井有任何聯繫。在那個暴風驟雨的時代裏，陳登元如同汪洋中的一隻小小的紙船，或許死於戰場，或許死於後方，《敗走千里》差不多成了他惟一存世的作品。

在中日兩國滿坑滿谷的、左右立場尖銳對峙的“戰爭文學”當中，《敗走千里》是一本作者並不預設政治立場、只是描述作者本人切身經歷的“戰爭實錄”。本書用白描手法寫戰場的殘酷、人心的詭譎、民衆的悲慘和官僚的專橫，娓娓道來，栩栩如生。陳登元這位初出茅廬的新手，幾乎可以直追英國文學大師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我看來，喬治·奧威爾最撼動人心的作品，不是其家喻戶曉的反烏托邦、反極權主義的《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而是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回憶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敗走千里》或許可以稱作是“中國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奧威爾最初以記者身份前往西班牙，隨即以戰士身份奔赴前線。戰爭爆發前，他天真地認爲“這將會是一場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戰爭”。到達巴塞羅那的第一天，一位記者對他說：“戰爭就意味着欺騙，這裏的戰爭也絕不會例外。”那時，他不相信這句話。但隨着戰爭的繼續，他逐漸意識到，“其罪惡也在一點一點地積累，每一場戰爭都是如此，因爲在戰爭中個人自由、客觀報道等等都與戰爭的效率格格不入”。到他離開西班牙時，終於得出結論：“這場戰爭最陰暗的影響之一，就是讓我意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在每一個方面都和右翼都一樣弄虛作假、虛僞透頂。”

或許，《敗走千里》也能如同《像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樣，打破華文世界讀者從歷史教科書上得來的抗日戰爭如何輝煌、偉大、崇高且充滿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海市蜃樓。

中國只有私人的軍隊，而沒有現代國防軍

剛剛走上戰場的時候，奧威爾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我們看起來究竟是怎樣的一羣烏合之衆，自由散漫，凝聚力還不如一羣綿羊。我們這批男子漢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孩子，他們中最大的不過十六歲。”他驚歎說：“共和國的保衛者居然就是這樣一羣衣着破爛，扛着幾乎報廢的來復槍的孩子們組成的烏合之衆，他們甚至還不知道如何開槍。”由此可見，共和國的失敗，一開始就註定了。將孩子送上戰場的共和國領袖，比其弗朗哥等軍頭來，又能好到哪裏去呢？

與一九三零年代的西班牙共和國一樣，中華民國也是一個卡在古老帝國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進退不得”的怪胎。中華民國未能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其軍隊也不可能是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敗走千里》一書的主人公陳子明敏銳地觀察到，每當遭遇日本軍的空襲，中國士兵就猛向飛機射擊，但就子彈的射程而言，根本不可能打中飛機。一開始，陳子明不明白“爲什麼明知無效也要打？”後來，老兵告訴他，這是爲了趁機消耗配給的彈藥，彈藥消耗完，纔有藉口撤退到後方休養補給。有趣的是，最近幾年來，中國拍攝的若干抗戰“神劇”中，不僅出現共軍官兵用步槍、手槍擊落日本飛機的情節，還出現了武功卓越的共軍士兵扔出手榴彈就打下日本飛機的“奇蹟”，中國的導演們真該好好讀一讀《敗走千里》，至少就不會胡編亂造了。不過，國共兩黨的歷史包括抗戰史，造假和注水的成分遠遠多於真相。

中國軍隊缺乏國家認同感，也不知道爲誰而戰、爲何而戰。“兵”與“匪”這兩種身份，可以隨時轉換。在本書的結尾處，陳子明所在的部隊潰敗了，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個“便衣兵”團伙。這些人過的完全是「匪賊」的生活，曾經襲擊友軍的炊事班，將五名炊事兵全部射殺之後掠奪了所有的物資。他們嘻皮笑臉地殺人，嚇得陳子明逃入一邊的樹林中。

陳子明雖然處於軍隊基層，卻也發現軍隊內部的派系鬥爭和傾軋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歐美派的軍官龐勲，是中央政府派送的留學生；知日派的軍官王祥謙，原來是地方軍閥的部下，即便大敵當前，他們也不願傾力合作，甚至恨不得在對抗日軍之前置對方於死地。

陳子明是留學日本多年的知日派，知道日本包括日軍的現代化程度爲中國和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可是他不敢說真話，因爲一旦說真話就會被當成漢奸和日本走狗，性命堪憂。當時，很多具有留日背景的人士已遭到清洗——儘管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也是留日歸來。中國的事情，從來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留學日本，就是漢奸；他留學日本，就是愛國。

陳子明更發現，身邊的幾位南京軍官學校畢業的中尉、少尉，從未出國，見識不多，在校所學，凡事都要牽扯到「中國第一」的概念——中國乃世界第一疆域遼闊、世界第一人口衆多、世界第一物產豐饒、中國軍隊世界第一雄壯威武。最重要者，中國乃世界第一歷史悠久、世界第一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他們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中，狂傲地說：「滴墨入海何足憂。日本啥玩意，闖進來，終究要被中國消化掉……」這些軍官既不知道自己的狀況，又不曉得對方的情形，屢戰屢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隨軍妓女不是日本的專利，乃是中國的發明

初到部隊，陳子明弄不明白的事情還多着呢。本來絕頂危險的外出偵察任務，老兵們爲何掛着神祕微笑爭先恐後地搶着去？幾個時辰之後，這一夥人帶着各式各樣的戰利品回來，有人的口袋塞滿了金銀。“陳子明看到老兵手上的耳環，就像前一刻才從女人耳垂硬扯下來，血跡未乾，又看着他們那副愚昧、暴戾、殘忍，舔着嘴脣猶如幻想什麼的貪婪樣，不禁胸口一悶感到哀傷，不曉得他們剛纔到底幹了怎樣傷天害理的事。”老兵們津津有味地分享途中闖入民宅、強姦婦女的“快活”，讓陳子明不忍聽聞。中國的愛國者們義憤填膺地聲討日軍強姦中國婦女，這當然沒有錯；但是，他們從來不提及中國軍隊強姦本國婦女的惡行——被外國軍隊強姦是羞辱，被本國軍隊強姦則是勞軍，這是舉世無雙的中國式邏輯。

隨着在軍中的閱歷加深，陳子明逐漸明白，戰爭的本質是“從事掠奪的買賣”，軍隊的本質就是“幹這行買賣的匪賊集團裏，最有望得到成效的一支人馬”。因爲軍餉被上級貪污，兵士拿不到足額酬勞，“掠奪很自然成爲他們的合理酬勞。這是當兵的人應得的獎賞”。他們所有人，只相當於“後方某將領擁有的私兵”罷了。因此，對他們來說，“戰爭是做買賣，一場戰役過後展開的掠奪是獲取報酬的唯一機會”。強姦本國女子，也算是作戰的“福利”之一。難怪中國的老百姓並不把國共兩黨以及大小軍閥當作“自己人”看待，比害怕日軍更害怕本國軍隊。

後來，爲了防止官兵侵犯“良家婦女”，與上級司令部的年輕軍官合作的妙齡女郎來到前線勞軍了。她對着兵士們說道：「各位，振作些。小女這就來慰勞各位的勞苦，小女還有夥伴們，在後方五公里的村落待命，爲各位奉獻一切。」她就是“婦女慰勞隊”的領隊李芙蓉——國軍使用的“慰勞”一詞比日軍使用的“慰安”一詞更隱蔽和曖昧。很快，李芙蓉與龐勲、王祥謙以及陳子明玩起了“四角戀愛”——這種戰爭時刻的男歡女愛，只是暫時忘記死亡威脅的救命稻草，算不上“傾城之戀”，甚至比“霍亂時期的愛情”還要脆弱和虛無。

這一幕場景，讓人想起臺灣電影《軍中樂園》，以及我曾經在金門“特約茶室展示館”看到的那些血淚斑斑的史料。國軍並不是敗退臺灣之後才建立起一套所謂的“隨軍妓女”制度，早在抗戰期間甚至北伐期間就有了雛形，此一用女人來“刺激軍心”的模式可以說源遠流長。戰爭中的“慰安婦”或“慰勞婦”，不管女性是被擄掠、被強迫的，還是遭到欺騙的“自願選擇”，都是對人權的粗暴侵犯和踐踏，政府和軍隊都應受到批判和譴責。這是戰爭中附帶的罪惡，即便在戰爭中作爲受害者或被侵略者的一方，也不能對此加以掩蓋和遺忘。

毀滅的種子早已埋下

書中主人公陳子明是被強制徵募到軍隊的。他從日本回到老家，不知誰告密，軍隊得到消息，募兵官上門抓人，他跟小妹躲進了地窖。士兵進來遍尋不獲，就嚴厲地脅迫捆綁在店裏的父母。“再堅持不把兒子交出來，就放羣衆進來掠奪家產，全家槍斃！”這時，外面騷動的人羣中，有人告訴兵士地窖所在，陳子明就這樣被逮出來。

幸運的是，陳子明家離戰場不遠，經過簡單的訓練就被送上戰場，不必像其他壯丁那樣經過漫長的“死亡行軍”才能抵達戰場。美國學者易勞逸（Lioyd E.Eastman）在《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一書中寫道，許多青年在他們碰到徵兵官員的幾個星期內可怕地死去。蔣介石自己承認，在一隊步行從福建去貴州的一千人中倖存者不足一百人。在從廣東到雲南的五百英里的艱苦跋涉中，七百名新兵只有十七人活着走過來。在一九四三年徵集的一百六十七萬人當中，有將近一半在他們趕往所去部隊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戰爭中，那些到達所分配的部隊之前就死去的新兵總數大約有一百四十萬人。在除了中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這個數字都是讓人震驚的，致使產生這個數字的任何政府都會垮臺。

很多時候，戰爭都充滿了非理性的荒謬。奧威爾參加西班牙內戰時，驚訝地發現他們分配的武器根本不能用，他描述了一個相當普遍的例子：“這是一支德國毛瑟槍，製造日期是一八九六年，已經四十多年了！外表鏽跡斑斑，扳機很澀，從槍口往裏看，槍膛也已鏽蝕，完全沒有繼續使用的希望。”

中國的情況並不更好，甚至更壞。國民政府聘請的軍事顧問弗蘭克·多恩將軍（Frank Dorn）評論說：“訓練可以說是無法令人滿意，甚至根本不存在……裝備和武器是老式的並相當破舊，缺少彈藥。”陳子明並非軍官學校出身，從來沒有從軍的意願，戰技、戰術之類的知識有限。但在短暫投入戰爭的之後，就連他這個外行人也覺察到，軍事高層犯了嚴重錯誤：“既然要對敵作戰，爲什麼東洋軍有各式各樣威力駭人的輕炮、重炮，我軍就沒有半點足以匹敵的配備——就是這麼簡單的疑問。”作家張戎在其關於毛澤東的傳記中，指控蔣介石信任的將軍張治中是中共特務，故意挑起淞滬戰役，讓蔣介石的精銳部隊灰飛煙滅——即便這個指控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但正如陳子明這個在前線作戰的士兵所質疑的那樣，國民政府及軍事當局對淞滬戰役和此後的南京保衛戰完全缺乏應有的準備，幾乎就是輕率地將官兵填入到絞肉機當中。蔣介石出於私利考慮，任命其宿敵唐生智守衛南京，結果兵敗如山倒。

實事求是地說，日本並沒有被中國打敗，在中國本土戰場上，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中國都在持續潰敗，日本都在不斷獲勝。亞洲大陸上，日本最慘痛的失敗是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及孫立人、廖耀湘在緬甸的遠征軍擊敗的。日本更大的敗仗是太平洋海戰的失敗，而最終讓日本放棄抵抗的是美軍投下的兩顆原子彈。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貪天功爲己有，如果國軍真能打敗日本，之後就不會被共產黨輕而易舉地擊敗，敗退到臺灣苟延殘喘了。

陳登元的這本書名爲《敗走千里》，似乎是一個不祥的預言，預言了淞滬戰役的潰敗，預言了南京保衛戰的潰敗，預言了豫湘桂的潰敗，預言了國共內戰的潰敗，預言了今天國民黨在臺灣民主化過程和選戰中的潰敗。國民黨的歷史就是潰敗的歷史。昔日，以中國之大，國民黨可以“敗走千里”；如今，以臺灣之小，國民黨無處“轉進”，即便把臺灣拱手賣給共產黨，也得不到昔日鄭克爽受封的“海澄公”頭銜。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