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巴扎已成乌鲁木齐一个旅游景点。说着标准普通话的维族青年男女导游带着内地旅游团，一路介绍国际大巴扎。我听到一个维族男导游介绍说这里的清真寺是开放式的，因为真正的清真寺不许女人进，这里可以。不过当然要买票。
巴扎小吃城里面没几个摊位开，看上去相当萧条。原来的一些摊位招牌还在，但已无人。只看到几个维族年轻女子，边喝啤酒边抽烟——也算是现代化现象吧。
从大巴扎到山西巷，路两边做小生意的维吾尔人熙熙攘攘。一个维族妇女有个两层推车，上层摆着出售的小百货，下层是她的孩子躺在里面睡觉。我照相时觉得一边裤兜被人触动，摸了一下，手机还在。过会儿摸另一边口袋，才发现录音机被偷。同行者说前面看见几个维族小伙子在我身前身后晃。不过他们偷错了，因为录音机对他们毫无用处，也卖不出去。他们想要的是手机。而我宁愿用手机跟他们换，因为录音机上有不少我录的东西。
回到Z家说起这事。Z说他经历过数次。偷东西的都是维族青年。几人一块下手，分工合作。常用方式是声东击西。有人明显地碰你一边，在你注意那边时，另外的人对你另一边口袋下手。Z有一次发觉四个维族青年合伙偷他手机。手机虽没被偷走，但那四个青年若无其事，全无所说的做贼心虚，而是有说有笑，直到汽车停站后下车漫步而去。Z不敢说话，车上售票员也不敢声张。说到为什么维族青年三五成群偷东西，Z认为和就业困难有关。年轻人如果没有正经工作和体面收入，做贼就成了一条谋生之路。
谈到贼，中国不少城市都出过维族少年搭伙偷盗的事，在相当程度上搞坏了内地汉人对维族人的印象。我见过几个对异族文化情有独锺的人，有人甚至热衷于长年在民族地区旅行，唯独对维族印象不好。追问原因都是因为有过被维族「贼娃子」偷或抢的经历。
当中学老师的维族朋友对此的分析是，现在双方都是把不好的送给对方。维族去内地的是贼和毒贩子，汉族来新疆的是底层移民，结果互相留下的都是坏印象。
毛时代，中国内地去新疆的多是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底层移民是少数。而新疆当地民族能到中国内地的，大都是服饰漂亮、能歌善舞、可以被拍进电影的「花瓶」。那年代绝大多数汉人只能从电影里看到新疆少数民族，真是个个美若天仙哩。
和Z聊天。他单位一年轻女子，丈夫在国税局工作，几年前已在国税局分了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住房，小两口住。最近国税局又给了他们一套一百六十平方米的新房子。原来住房仍然属于自己。新给的房子顶着集资建房名义，每人只是象征性出点钱，连装修都是单位出钱。国税局人人如此，局长说第一套房是脱贫，第二套房是小康。
不同单位的待遇非常不一样。国税局有钱在于横征暴敛。当局为了多得税收，规定只要征税超额完成，征税单位就可以在超额部分提成，所以各级税收部门的征税积极性特别高。而得到的超额提成若都被领导享用会被视为个人腐败，搞集体福利则是领导对群众的关心。领导个人再多分多占也就不会有人反对和揭发了。这其实相当于全单位共同分赃，单位福利不断高涨，与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部门为利益强化的横征暴敛，经营者则不堪重负普遍逃税，几乎人人犯法。
Z认为目前而言，国家从新疆拿走的超过给新疆的。新疆人用的天然气和上海一个价，而上海天然气是从新疆送过去的，几千公里输气的成本都在其中。国家宣称自己是一切资源的主人，任意在新疆开发，新疆只能得很少的残羹剩饭，却要承担污染、生态破坏等诸多坏处。即使是新疆汉人，也认为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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