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最近发表《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一文，作者是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的宋福范教授。文章引述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胞弟邓垦就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讲话，邓小平当时表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收入的两极分化，使小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问题。”作者认为，邓小平晚年的反思，表明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局限性有了深刻的洞察。香港《明报》日前对此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内地对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修正。
美国西东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杨力宇教授曾与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就有关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做过长谈，杨教授认为，邓小平在93年的反思虽然承认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并没有出现实际的变化：
“我是1983年跟邓小平做了一次长谈，1983年他在对我的谈话，然后再看看1993年比较起来我认为是有一个进步。至少他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可是他的基本理念我没有看出来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他并没有看见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后出现的问题跟政治有什么关系。”
《学习时报》的文章指出，30年前，中国共产党为了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而立足于建立温饱社会的发展目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一条腿长，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多条腿短的局面，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文章指出，邓小平在1993年提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对发展的新认识。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中共中央党校学者对已故中共领导人言论的节选并不能反映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但当时邓小平确实意识到了经济发展是维护现政权稳定的必要条件：
“ 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一生中讲了很多的话，如果只是把他的一部分话拿出来的话，总是觉得这话讲得挺有道理的，那句话也挺有道理的。但是我想有一点是基本的，他对他自己的决策是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他知道光搞政治上的那种打压肯定不能长久。这个从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到现在后来的几代领导人都是这样的。 ”
邓小平曾强调，“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中央党校的文章认为，邓小平晚年的反思对于如何调整中国的发展思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出了启示。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的发展经济，却在晚年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而且“分配的问题还大得很”。近年来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夏业良教授指出，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另一段话应该更能反省中国的现状，那就是经济发展必须与政治改革相配套：
“其实邓小平还有一段话大家可能记忆得更清楚。邓小平说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配套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成功的，也不能持续地推行下去的。’这样的一番话呢就意思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要并行。虽然在时间上不一定是同时进行，但至少不能完全忽略。那么现在经济改革改到一定程度再无法再推进的情况下，迟迟的不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那显然中国社会就没有办法再取得前进的动力。 ”
杨力宇教授也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在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困境，其根源就来自于中国现行的专制政体：
“中国的经济贫富不均的问题，贪腐的问题，官商勾结的问题等等都跟专制极权有关系。中共领导的一党专制之下，没有一个监督机制，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立法体制，所以也没有反对党能够监督共产党。现在国家富了，但是中国至少还有一亿以上的人还在贫穷线下。所以邓小平这个反思是一个进步。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 ”
香港《明报》的相关报道指出，1993年的中国大陆，贫富差距远不如现在悬殊，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也远不如现时激烈。如果说邓小平在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现在的执政者还是死抱“发展是硬道理”，以为经济可以使一切社会问题迎刃而解的教条，显然是过时落伍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