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下香港出版自由萎縮 出版業自我審查嚴重
每年在香港舉行的書展,都是亞洲最具規模,但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書展也黯然失色。在開幕前夕,主辦單位揚言如接獲投訴或舉報有書籍違反國安法,將交由國安公署處理;更有親北京團體警告,屆時將巡視會場並舉報涉“違法”書籍。面對多方壓力,不少出版社坦言將自我審查。
在今年書展正式開幕前,不少親北京團體揚言,屆時會巡視會場並舉報涉“違反”國安法的書籍,加上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周啓良早前表示,如接獲投訴或舉報有書籍違法,將轉交港警處理。外界關注書展會否受國安法影響,包括會否有執法部門入會場審查書籍。
即使貿發局強調無聽聞有執法部門入場巡查,但面對有機會被“舉報”的風險,不少參展商爲免招來麻煩,只能選擇自我審查。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批評,貿發局此舉等同鼓勵告密。他向本臺表示,在國安法實施前,香港並沒有書本送檢制度,但有特定的規限,例如屬色情或暴力的書本需要包膠袋,如違規的話,最嚴重也只是罰款了事。國安法實施後,康文署下架超過70本時政書籍,指內容可能違反國安法,彭志銘說,當局雖沒有確切落實什麼政策,但出版業界漸漸有了“禁書”這個概念。
儘管當局經常強調,國安法不侵犯言論及出版自由,並多番保證法例沒有追溯期,但彭志銘說,近月眼見《蘋果日報》被查封、評論員被檢控和封筆,加上法例不設司法複覈,“當她說你是(違法)就是(違法)的時候”,坦言對出版行業的壓力很大,“連蘋果這麼大的機構也頂不住”,獨立書商更是冒不起這個被舉報的風險。
彭志銘:“已經出版的書都不帶去(會場),包括六四的書、或者有人在反修例運動寫過的報道,這批書...大家都不想惹麻煩。其實是不好的,自我審查得很嚴重,我們大家都很謹慎 ,看自己參展的書會不會敏感,敏感不一定是政治,批評政府的、不贊揚政府的,都較麻煩,所以乾脆不帶這批書去。”
從臺灣進口的政治書籍也不敢擺賣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獨立小型出版社負責人,認同今年自我審查情況嚴重,有好幾本書都不敢在書展售賣,包括一本講述文革的口述歷史書籍,以及一本曾被康文署下架、嘲諷時政書籍。他向本臺形容,國安紅線範圍廣,難以猜測什麼內容或會觸動當局神經,即使他們內部均認爲,書中內容沒有敏感字眼也好,爲免節外生枝,最終決定不售賣這類書籍。
書展本是出版社賺錢的重要途徑,不少書商都會從世界各地購入書本並在書展出售,其中臺灣出版書籍深受港人歡迎。不過該名書商提到,今年因應國安法,要決定是否在書展出售這類的書亦相對困難。
獨立小型出版社負責人:“如果有些書是來自臺灣書店,但臺灣沒有國安法,來到香港後,到底賣還是不賣呢?或者之前早已入貨,那又賣不賣呢?如果我這刻不賣、存貨的話,賣不出去又要運回去,都是很麻煩的事情。書店可能有幾千種書,其實有時候真的看不完,我怎會知道有(敏感)字句,真的會不知道的。”
估計每年書展設紅線 未來香港書業何去何從?
該名負責人估計,“舉報”制度或延續至未來每屆書展,但認爲“仍然有空間可做”,相信每年總會有某種書類,能夠回應當前社會氣氛,例如今年或流行移民書、香港歷史書,以及講述香港娛樂文化的書。
不過對於香港書業未來發展,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就不太樂觀。康文署下架書籍中,不少由次文化堂出版,包括陳雲着作《城邦主權論》、林匡正的《香港公民抗爭運動史》,社長彭志銘所寫的書《打橫嚟講2,愛香港不愛黨白皮書》亦已被下架。彭志銘認爲,日後雖未至於失去書展或出版行業,但憂慮市場將失去某些書種,即是社會科學類或評論時政類的書籍,讀者的閲讀選擇大大減少。
彭志銘:“我們找一些作者平時在專欄寫社會時政的書,例如你去批評(政府)用幾千萬興建水池、用幾億來建天橋,這些一定會有的,或者他們的施政失誤,(政府)派錢都派得很差。這些都不是很政治敏感的書,但現在原來這些作者都收筆了,連作者也不願寫了,不願把這些專欄結集。我們找過許多作者都表示不願意。”
彭志銘: 國安法下,現在比沒有書展更慘淡
彭志銘指出,時政書在香港市場的空間日漸收縮,另一方面親北京背景的出版社大量印發講述中國國情的書籍,讓書業內的聲音變得單一,影響香港社會文化及言論自由。
彭志銘:“如果真的去到這地步,還比沒有書展或沒有出版更慘。出版一定繼續有,但可能會很偏頗、單一化,甚至沒有人再敢說真話,甚至不只是沒有出版社,可能連印刷商也不敢印(某些書籍),或者發行也不敢再發行、書店也不敢賣,這纔是對書業真正的打擊。”
在次文化堂的展覽位置,貼上“見字讀書 挺腰做人”的大字,彭志銘說是要寄語讀者繼續讀書,培養自己的思想能力和知識,繼續做學問,保持好的精神狀態,然後做個“有腰骨的好人”。
記者:鄭日堯 責編:胡力漢 嘉遠 網編: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