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的新华网8月2日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意见》的通知，批评当前在政务公开方面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等现象，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文件强调要促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制、廉洁政府建设，深化政务公开。
“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如何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质疑，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高铁事故法律审视”研讨会上，多位法律专家指出，“7•23”事故处理的部分举措不但不符合《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现场对损害车厢的掩埋也违背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有关“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的要求；而事故发生后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迟延及不准确，更未能达到《信息公开条例》所要求的及时、准确标准。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锦清教授表示，中国民间近年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政府廉政问题上的关注程度，显然是推动政务公开的一个主要动力。但各地政府的实际行动却与中共中央的条文规范形成反差。
“整个一代人受教育的程度都提高了，信息的横向联系也增高了，所以对各级政府的要求当然就提高了。这是近十年来一个普遍的情况。中央政府也要求各级政府对行政信息的公开也出台了一些文件，但实际的情况不容乐观。包括政府的开销到底有多少？三公的费用到底有多少？各个政府这些年落实的情况不容乐观，不能满足公众的要求，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肯定的隐患很多人出钱在那里面，尤其是普通老百姓？？。”
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意见》的表述，加强组织领导、制度建设，特别是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是强化监督的保障措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政务公开首先要保障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这直接涉及到国家本身的体制建设。
“这些公开本身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民间的要求非常强，政府也在很多方面进行尝试。但是公民怎么样看政府，政府如果说它是一个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话，相关的所有信息是没有秘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在中国比较缺乏，它的参与，他的决策，包括信息的透明，它的权力是属于公民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更重要。但是确实这种尝试能不能够推广并制度化，它会涉及到比如人大代表的构成，人大的选举制度，然后政府本身的构成，还有体制本身，会涉及到很多制度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指出，仅以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的估算，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在公车使用、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竟高达9000亿至 12000亿元人民币，这些腐败现象不只简单反映了政府财政管理上的漏洞，更与缺乏整体性的社会监督机制有关。
“谁来监督？每天发生的许多公共事务，你不叫老百姓监督。西方有议会的监督，还是中国人大来监督？从理论和法律上来讲是可以的，实际很难发生的。因为人大里面一般都是原来一些官员要退休前就安排到人大里面去。原来你是做市委书记或者市长的，年龄也差不多了，往上爬也爬不动了，那就安排到人大里面去，做过一届，然后就退休。按道理这些人在政务方面是很熟悉的，如果他们仗义执言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一般不会发生。总而言之，民众的呼声很高，中央也不断地发出要政务公开的信息，但是各级政府的执行情况和民众的要求距离非常遥远。这是个问题。”
源于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理念近年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但如何实现“执政为民”的政务公开，却显然是中国民间与学术界更加关注的实际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