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界人士呼吁成立疫情受害者赔偿基金

20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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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汉肺炎疫情逐步缓解下,受害者赔偿问题却停滞不前。图为,2020年4月6日,一名戴着口罩抵御冠状病毒的妇女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满月附近抬头。(美联社图片)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逐步缓解下,受害者赔偿问题却停滞不前。图为,2020年4月6日,一名戴着口罩抵御冠状病毒的妇女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满月附近抬头。(美联社图片)

 

中国新冠疫情似乎正在缓解,但受害者索赔问题却困难重重。近日,有法律界人士呼吁设立赔偿基金,以平息民愤。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自3月初成立以来,先后收到20多名受害者和家属咨询。大部分人都表示,在索偿过程当中被当局或工作单位劝说或者威胁。

 

 

今年一月,张海的父亲意外骨折,为了报销医药费,他把父亲从广东送回武汉动手术,父亲却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张海说,会坚持索赔。

张海:“我父亲年龄并不大,他活多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父亲工资其实并不高, 4800块钱,抚恤金是三万多,加起来10年的话100万都不到。”

 

今年一月,张海(右)的父亲意外骨折,为了报销医药费,他把父亲(左)从广东送回武汉动手术,父亲却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张海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今年一月,张海(右)的父亲意外骨折,为了报销医药费,他把父亲(左)从广东送回武汉动手术,父亲却因此感染新冠肺炎而病逝。(张海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张海向顾问团求助前,曾尝试接触地方政府人员。

张海:“他说武汉市去世了这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要求,肯定是谈不拢。他要我走法律程序。我就是他们眼中的刁民。”

他谴责当局敌视受害者家属。

张海:“我的微信,我的电话,我的微博,全部被他们监控了。有家属告诉我,公安找他们说,你如果追责政府,肯定是要三天两头找你。你如果追责医院的话,他就不管你了。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会严重骚扰你,影响你的生活。”

“顾问团”成员、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无法作为家属索赔的后盾。

杨占青:“因为中国现在维稳已到了扭曲的地步,无论任何维权都不给你提出诉求的机会,都是能拖就拖,能打压就打压,能哄骗就哄骗。虽然有国家赔偿法,但是没有机会去用。即使立案,武汉肺炎受害者其实是系统性被害,并没有直接加害人,从法律技术上来说也是个障碍。”

 

图为,2020年4月8日,在武汉市恢复列车服务之前,戴着口罩的警察在汉口火车站外。(美联社图片)
图为,2020年4月8日,在武汉市恢复列车服务之前,戴着口罩的警察在汉口火车站外。(美联社图片)

维权律师陈建刚认为,这与中国的体制有关。

陈建刚:“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是个高度专制极权而又高度封闭的国家。当然法治和人治是相互排斥的。中国法律的本质是一种统治工具。法律为什么不能成为后盾?因为在一个人治的国家,一党专制的国家,法律就是来戳打人民的皮鞭,怎么可能来保护你们呢?”

“顾问团”敦促政府能像当年解决三鹿奶粉事件那样,在追究责任人的同时,成立赔偿基金。

陈建刚:“我个人认为,第一责任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的中央政府应该对疫情、对中国以至全世界的伤害承担责任。因为这涉及到生离死别,不要说100万,就是300万,500万,也不能让他们减少对失去亲人的痛苦。”

在这场世纪疫症当中,中国成为众矢之的,除了面对来自国内老百姓索赔,卷入疫情的多个国家也要求中国赔偿。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早前却表示,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记者:高锋  责编:胡力汉、何平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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