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再有新冠肺炎受害者家属采取法律行动，要求当局赔偿。但当局打压手段严厉，家属不堪压力只好选择 “封口”。
徐敏的父亲今年1月发病，两个多星期后确诊感染武汉肺炎，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分院，可是住院短短4天后就不治去世。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杨占青引述徐敏说，医院除了吸氧根本没有为她父亲提供任何治疗。每当想起父亲最后的日子，徐敏都感到痛心。
杨占青：“医院在走廊里加了一个床，并且不允许家属照顾。她从她父亲得到的信息是，医院的人非常的多，医护人员根本没有任何的照顾，并且大小便也要在床上解决。因为他戴着吸氧的面罩，没办法上厕所，也没有人照顾。她非常痛心，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帮助她父亲护理。”
徐敏决定状告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杨占青说，徐敏走到目前这一步经历过许多犹豫，一般律师不愿代理这种维权案，而社区给受害者推荐的律师却又一面倒维护当局。
杨占青：“无论是否成功，只要维权、只要网上发声都遭到骚扰打压。那她自己要不要为死去的父亲发声？若维权，警察和社区会怎样打压骚扰她，她能否承受，最终能否维权成功？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她一个确切的答案，她也很难下定决心，所以会出现犹豫摇摆。”
徐敏本想低调维权，但法院迟迟不立案，才改变初衷接受媒体采访，却又触动了当局的神经。
杨占青：“但她决定接受媒体采访的当天，就收到十几个不同国外媒体的采访。这样的电话记录很可能被警方监控到，但不知道警方有没有电话威胁她。她后来没有再接媒体采访电话，我们就担心她安全，问她情况，她说社区找她家里了，再接着她就没有再反馈信息，很可能被强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
与徐敏有类似遭遇的另一武汉人张海上个月对当局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约200万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起疫情受害者家属索赔案例。他强调，要与当局周旋，拥有强大的内心很重要。
张海：“我们是受害者。这是一个争议的事情，因为它们（当局）心虚，才会打压这些武汉的家属，才会去吓唬人家，恐吓人家。它们的意思是说，境外的媒体都是反华的。那我想问它们，国内的媒体不反华，为什么不报道真实的情况？”
张海说，自从公开发声，武汉政府对他软硬兼施，除了派人上门骚扰，也曾试图劝他回心转意。但他强调，就算被扣帽子，甚至失去自由，都会勇往直前。
记者：高锋 责编：许书婷、何平 网编 瑞哲